中国宪政之路任重道远\□顾敏康

2013-01-05 04:25  来源:大公报

     孙中山认为,民权是法治的基础和主要内容,法治为民权提供保障。国家要奉行法律之上和依法治国,就应当充分落实宪法所赋予民众的基本权利。笔者认为,国家当务之急,就是要检讨并落实宪法的规定,国家有关部门必须先从两件事情做起∶第一是认真检讨现有的法律法规,看它们是否存在与宪法相冲突的地方。第二,依法治国,还应当检讨一些现有法律法规背後的道德价值是否与宪法发生冲突。

     前些日子应邀参加「第三届孙中山法治思想研讨会」,并在会上就学习孙中山的法治思想、结合当今中国的法治现状,发表了一些看法。

     构建符合国情法治

     众所周知,孙中山的法治思想是一个相对完善的思想体系,其从产生到不断地完善,具有比较明显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先生从少年时代起,接受的就是西方教育,武昌起义前多次遍游欧美各国,对西方的法治思想(如美、法、日、瑞士等国家的法治思想)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尤其对西方的「三权分立」思想极为熟悉。因此,先生在构建自己的法治蓝图时对西方的法治思想是有借鉴的。但是,孙先生并没有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将「三权分立」模式直接搬来中国。相反,他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先是创立「三民主义」(民族、民权和民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五权宪法」思想。用先生自己的话∶「此弹劾权及考试权实我国之优点,吾人采取外国良法,对於本国优点也殊不可抛弃。」这种做法是有启发意义的。有关领导一再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照搬西方模式,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国内有些人士(尤其是法学界的一些人士)对此很有些意见。认为不搞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问题就无法解决。本文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或法治建设,理应考虑中国的国情,不应简单地照搬国外的做法。但是,不搞三权分立,不等於不应该考虑司法相对独立的问题,中国完全有必要考虑如何改进和完善现有监督和制衡机制。

     孙先生在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中,特别强调「司法独立」的原则,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第51条);「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第52条)。据此,本文有理由认为∶中国要建立司法相对独立,就是要强调法院排除各种干涉、更加注重「维权」(即维护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权利)而不是将许多精力放在无法律原则的「维稳」上面。有学者已经在质疑维稳可能对法治的破坏性,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维稳可能直接导致法院的判决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当然,司法独立也不是一个简单话题,涉及到法官的遴选、待遇、素养以及相关纠错机制等等问题。

     党须在法律下活动

     同时也必须看到,孙先生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五权宪法」思想时,并没有忽略另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分权」和法律之上的思想。他提倡将「政权」与「治权」分开(政权在民,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四个方面;治权在政府,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个方面),政权与治权相互协助,相互制约,反映出人民与政府的水舟之间的关系。他也提出「今日办法只有以人就法,不可以法就人」的法律之上思想。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一切政党和势力均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重要原则的人士,就是孙先生。他说∶「民党之所求者,国中无论何人及何种势力,均应纳服於法律之下,不应在法律之外稍有活动」。可喜的是,胡锦涛在十八大作报告时终於明确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决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句话,至少传递出这样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中央领导与广大民众都已经有了对法律之上、依法治国的强烈需求和渴望。有人说∶这与信仰法治可能还有一定距离,但至少离尊重法律更近了。也有人说∶要真正做到法律之上,还需要具体措施的落实,例如规定∶今後党组织及负责人的行为违反有关法律,人民可以向法院起诉。这些问题当然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严格落实宪法规定

     孙先生更是认为,「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他认为民权是法治的基础和主要内容,法治为民权提供保障。国家要奉行法律之上和依法治国,就应当充分落实宪法所赋予民众的基本权利。本文认为,国家当务之急,就是要检讨并落实宪法的规定。有人说,虽然中国的宪法未必十全十美,但是,只有把宪法的每一个条文落实到实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迈进一大步。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必须先从两件事情做起∶第一是认真检讨现有的法律法规,看它们是否存在与宪法相冲突的地方。比如,一直成为诟病的劳教法规,在唐慧劳教事件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是否应当考虑或将其废止,或将劳教之决定权收归法院?建议很多。但至少有关部门的领导已经承认∶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和认定程序存在问题,改革势在必行!第二,依法治国,还应当检讨一些现有法律法规背後的道德价值是否与宪法发生冲突。比如,全国出现不少徵地恶性事件,都是一些地方政府打有关徵地法规的旗号去做的,出现了程序不合法、补偿不到位、被拆迁人居住条件未得到保障等情况。有人说,「劳教制度是由中国立法机关批准的法律制度,有法律依据」。言下之意,劳教制度应当理直气壮地保留。对此,有的学者毫不客气地指出∶即便「经过批准」、「有法可依」,也未必是良法。只要其背後的道德价值与宪法规定发生冲突,就有必要修改或废止之。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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