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藉「弹劾」挑拨市民/□张 曦

2013-01-08 04:25  来源:大公报

    本周三反对派将启动对行政长官的「弹劾」动议,按一般预计,由於缺乏足够确凿证据,针对梁振英的指控不可能获得其他议员支持,议案最终会同之前的「不信任动议」一样被大比数否决。但通过议案显然不是反对派的目的,以此破坏特区管治、挑拨分化市民、谋求政党私利方是真正所求。为此,反对派不惜在当天发动「包围立法会」行动,多个曾在元旦游行当天瘫痪中环交通的极端团体,将「奉命到场」,一场声势浩大的「骚乱」或将出现。但从元旦游行遭市民冷待的结果来看,反对派的图谋注定将再次失败。

    代表反对派提出弹劾特首动议的议员是社民连的梁国雄,而负责草拟弹劾法律文件的则是公民党郭荣铿。他昨天在记者会上称,此次弹劾并非针对梁振英的僭建是否严重违法,而是针对他在立法会作出失实声明或讲大话。而根据普通法国家的议事惯例,这是非常严重的渎职行为,需要彻查。但在被问到弹劾会否引起市民反感时,郭荣铿说,部分人这样想可以理解,反对派决定是否弹劾前,亦有考虑这因素,但议员有宪制责任这样做,香港人亦要问自己,想要一个怎样、什麽质素的政府。

    错误引用英国议会规则

    在记者会上,郭荣铿为了证明反对派的理据充分,以一份二零一一年英国法律文件∶《Erskine May Parliamentary Practice》证明他的观点,即如果政府大臣没有向议会「提供准确和真实的讯息」(give accurate and truthful information to parliament),则应当被期望以辞职作为负责。厄斯金.梅是十九世纪英国的立宪者,他订下的议会运行规则,虽经数十次修改,仍沿用至今,其权威性不容质疑。但可惜的是,郭氏熟读英国法律,却没有认真理解香港的根本法律。搜刮英国议会规则去证明香港特区首长的问题,不仅不适当,更是错误之举。

    没有人会否认,公职人员必须「向议会提供准确和真实的讯息」,但如果以「准确和真实」来批判任何「口误」,这已远离条文精神。更何况,厄斯金.梅的议会规则(郭氏所引条文),其主要针对对象是政府大臣,并非英国首相。针对首相有另外的规定,原因在於,要弹劾政府首脑,议会需要更大的权力与理据依归。

    按《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九款的有关规定,要弹劾成功必须要走六道步骤。第一,立法会全体议员的四分之一(18人)联合动议,提指控行政长官有严重违法或渎职行为;第二,经立法会分组点票通过;第三,委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负责组成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第四,报告有足够证据证明行政长官严重违法或渎职行为;第五,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弹劾;第六,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政治指控是真正目的

    这些步骤市民都耳熟能详,但请注意,所有指控的前提是,必须要证明行政长官「渎职」与「严重违法」,即英文中的「serious breach of law or dereliction of duty」。但何谓渎职?何谓严重违法?它实际上有十分清晰的法律定义。《基本法》的这条规定,与郭氏所引的「提供准确和真实的讯息」(give accurate and truthful information to parliament)显然不同。事实上,如果按反对派的片面理解和错误逻辑,只要梁振英说错一个字、忘记了一件事、有任何前言不对後语的地方,都会被视为「必须辞职」。显而易见,这并不符合严谨的法理认识与推论。

    用美国的议会经验,弹劾本质上是对政治首脑的渎职(malfeasance)、过失(misfeasance)或是未履行义务(nonfeasance)的控诉,并非基於选民对公职人员的不满(dissatisfaction),因此,弹劾在本质上既包含政治追究目的,同时也应当是刑事责任追究手段。例如美国当年的尼克松、克林顿被弹劾等,满足「严重违法」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法官George H. Ethridge曾指出∶「关於弹劾权,各州都依附於两种竞争性理论的其中之一─政治性的理论(The Political Theory)以及司法性的理论(The Judicial Theory)。」政治性的理论认为弹劾所提出的罪行不是法律上的定义,无论是宪法上的或是成文法上的定义。国会对任何行为有权提出弹劾或判决者那就是罪行。相反的,司法性的理论则强调弹劾程式应置於法律色彩之下,控诉官员的正当法律程式必须遍及於整个弹劾程式。在香港,反对派显然是认为只要特首不符合他们期望就必须以弹劾对待,而不论事实本身是否有渎职行为。

    或许是深知缺乏应有的法理依据以及事实证据,反对派一早就承认法案不可能获得通过,这足以说明其出发点根本是「政治指控」,而不是一次基於事实的弹劾。更何况,在星期三的立法会大会提出弹劾同时,一场由民阵与「捍卫香港自由联盟」的「倒梁」集会将会举行。假设反对派拥有足够的理据可以说服市民,那麽,何需议会外的人员「壮胆」?用这种方式,不会让反对派成功,只会进一步挑拨市民、分化香港社会。以这种方式去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反对派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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