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也斯/□马海甸

2013-01-13 04:25  来源:大公报

    

    初识也斯,时维一九八八年初。而在这之前,在《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集子里,我们已有同文之雅。每次见面,九叶诗人主要是穆旦,阿赫玛托娃,罗大冈(事缘我编辑的版面刚刊出罗的一组随笔),彭燕郊(彭当时主《当代国际诗坛》的编务,多次通过我向也斯约稿),都是话题,可以说,是诗,还有文学翻译,令两个生活和教育背景迥异的同龄人一见如故。

    也斯所谙熟并侃侃而谈的香港文学,我所知不多,说实在的,兴趣也不大。作为数年後创刊的一份文学周刊的编辑,与其说兴趣,不如说是职业的需要让我硬?头皮参与到香港文学中来,对他的宏论,当然只有静静聆听的份儿。根据我阅读的体验,香港文学之所以成就平平,为文者卖文的意识太强,底蕴不足、气魄和格局不大固然是主因,掺杂了太多的派系乃至个人意气之争,缺乏宽容也是远因之一,我可不想卷入这些无聊的纷争之中。也斯是聪明人,马上就觉察到我远离是非圈的想法,从此,每次相晤,除非我主动提起话题,否则很少谈及本地的文坛,而话题大多集中在我们有共同兴趣的那几位诗人兼翻译家的名宿;後来,他知道我和几个朋友编《梁宗岱文集》,并且一度属意由他写序(我曾隆而重之地向主事者推荐由他这位梁宗岱的「三同」――同姓、同乡、同是岭南人的学者撰写梁集的长序,可惜因成书的时间已近,他又是大忙人,卒未能蒇事),话题又一度转移到他的这位乡先贤身上。

    一九九二年年初,报社决定恢复文学版,就在筹版的节骨眼上,原来物色好的编辑因故求去,编辑一职由我承乏。对於接过这摊子工作,我是颇感踟蹰的。其一,大公报《文艺》有杨刚和萧乾两位前辈的珠玉在前,我续貂其後,肯定难逃狗尾之讥;其二,上司要求每期版面有百分之六十的「名家」稿件,这个难度实在太大,再者,作为香港报纸的版面,《文学》应该有别於内地报纸的文艺副刊。我想到的折中办法是,多邀海外的作家和学人撰稿。问题是我对这方面的人士几乎一无所识,於是便想到了也斯。记得他接电话後,二话不说,拿上名片簿就找我来了,我在报社附近的雅苑餐厅录下有关人士的地址,再按址一一发约稿函。尽管作为「本土意识」极强的作家,也斯未必赞同我们的做法,尽管名家稿源的问题并未因之而获解决,但他急人所难的古道热肠,他对文学的热诚,仍令我感念至今。这比那些未见版面、也无一稿之助,而只发些「有了版面又会怎样」的冷言冷语之辈,其品格之高下相距何啻云泥!

    也斯的作品尤其是诗作近些年来出了不少集子,在这方面他应该没有太多的遗憾了,他在诗歌创作、散文创作上的贡献,应由专家们作出评价,我不想也没有能力置喙。他曾多次向我谈及想把孙大雨生前的谈话录音整理成文,直到二○一一年六月我们最後一次见面,行分手之际,他又一次提及此事,可见他对事情是何等的系萦於怀。令我不解的是,这样重要的事情为什麽不早点?手做?少写几篇专栏文章,少出席几个不是非出席不可的饭局,对於他来说不见得是损失,把时间攒下来,一篇对於老诗人可能是具有总结意义的访谈,也就整理出来了,对於现代诗歌史,对於现代文学翻译史,这不是更有价值吗?我想,香港作家的悲哀就在於此,繁重的工作担子,没完没了的应酬和饭局,去而复来的专栏稿约,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分割得七零八落,以致该做的名山事业反倒给耽搁了。当然,我不曾把这一些话向也斯和盘托出,我再说一遍,他是聪明人,懂得分清轻重缓急,他所感叹的更多是时不我予而已。

    同样在二○一一年六月的饭局中,当时赏饭者有事先走,就剩下我和他把盏细谈。他问我退休後的打算,我说愿以馀生,译一部阿赫玛托娃全集,他问及全集的篇幅,目前 译的进度,极表赞同。我说诗人的集子里收入不少断句,是否把断句一并译出,仍然委决不下;他挥了挥手说,既然是全集,断句当然要译,很有点何必为此小事而萦怀的意味。在朋友之中,出言支持我译此全集的,他是第一人,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个。记得我当时还说了些缺乏创作的天分,只能搞些翻译,写些书话,聊为终生热爱的文学事业敲敲边鼓的话。他当即大不以为然,说道,「能把书译好,写些人所爱读的书话,这就不简单。」

    时间已过去了一年半,我新译和校改旧译的工作几乎没有寸进,而支持我的诗人已在人生的中途遽尔物故,检点存稿,只能引孟夫子一句话聊以自解∶「予何言哉,予何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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