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敬的报人/□(悉尼)张奥列

2013-01-13 04:25  来源:大公报

    对於电影《一九四二》,观众会有各自的理解,对於那段历史,那场灾难,也可以有各自的解读。因为我是报人,对於电影中的两个细节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大公报》披露了河南大灾荒,让民众知情,令蒋介石震怒。另一个是《时代周刊》报道了河南饿死人的惨况,令蒋介石尴尬,不得不部署赈灾。那场灾难是天灾还是人祸,姑且不论,但《大公报》、《时代周刊》的实事求是和兢守敬业,不仅揭开了真相,记录了历史,同时还为新闻界作出了公平公正的表率。

    据说,当时的《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就因这个为民请命的报道而被逮捕,惨遭刑讯。总编王芸生的社评戳到政府的痛处而受到停刊处分。然而,他们却为国家、为民众,拿出了良心,为社会、为历史,竭尽了职责。在我敬仰这些报人的同时,不由想到了最近读到的一本好书《海上学人》(注)中的两位报人。书作者是现居悉尼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吴中杰教授。书中道尽复旦的新老教授及上海文人的人生波澜、品性学识。其中复旦新闻系的两位教授之遭遇特别令人唏嘘。他们和王芸生、张高峰一样,都是令人敬佩的、真正的报人。

    复旦新闻系有一位能人,但他今天已不大为人所知了,即使在新闻界,也未闻其人。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却是响当当的新闻记者,而且扬名国际新闻界。他就是曾任美联社、路透社驻南京记者赵敏恒。在今天看来,他的从业行为要成名,是难以想像的。因为今天许多记者,不需要发掘,不需要判断,只要获邀出席官方或商家的新闻发布会,如实记录,或把发下的文件或讲稿交给报刊签发,就是尽职尽责的记者了。但这是什麽新闻?这是官方、商家的公告,媒体只是传声筒。这样记者是省事了,媒体也失去了反映民意,监察政府,捕捉现象,揭示问题的社会公器的职能。如同当年的张高峰不囿於记者招待会,而是亲赴灾区、战区体察民生一样,赵敏恒也不是被动的传声,而是积极的发声,真正去捕捉新闻。

    他最为人称道的两件新闻,一是率先报道西安事变。他从通往西安的电报突然中断的蛛丝马迹,进而查获西安交通也已中断,再核实一些情况後,意识到一定是发生兵变,蒋介石被扣留,才会整个西安被封锁。他果断向路透总社发电,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的记者。如果按今天的某些行规,政府还没宣布,也没经过上头审核,这样的新闻无异於「造谣」。

    赵敏恒的另一次「造谣」,也是率先报道开罗会议。他访英途经埃及开罗转机时,偶然在大街上碰见蒋介石的侍卫长,判断一定有重要动态,於是留下来顺藤摸瓜,见到塔斯社记者,判断斯大林也在开罗,也打听到罗斯福、邱吉尔此时都不在国内,於是意识到开罗正举行同盟国首脑会议,将决定战争进程和世界命运。而开罗邮局也奉命不准向外发送新闻稿,於是他飞往葡萄牙,用加急电报向路透总社发送开罗会议消息。当路透社第一个向全球发布开罗会议新闻时,英国外交部还蒙在鼓里,指责路透社乱发消息。赵敏恒为这个特殊新闻,不仅获得路透社最高奖项,还晋升为远东司司长。

    最近,《纽约时报》出版人苏兹贝格病逝,新闻界称之为「捍卫新闻自由的报业泰斗」。奥巴马总统对其也很高赞誉∶「毋惧寻求真相,向当权者问责,讲述应当披露的新闻故事」。苏兹贝格就是因为当年顶住政治压力和检控威吓,大胆刊载揭露越战真相的国防部机密文件而引起轰动,触发了反战浪潮。他为此与政府对簿公堂并打赢官司,确立了新闻自由先於政府机密的大原则,让人民有知情权。顶住政治压力,让社会知情,这样的新闻理念,当年的王芸生就做到了,赵敏恒同样也做到。这位热血记者,不纠缠於两党之争,曾不顾国民党中宣部压力,及时报道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访问非洲,没有写歌颂蒙哥马利的文章,却报道了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英国政府施压,他拒绝检讨并毅然辞职。当解放军进军上海时,国民党高层,包括宋美龄、上海守军司令汤恩伯、中央组织部长谷正纲都再三催促他到台湾,并送来机票。联合国总部也邀请他去做新闻官。周恩来也托言挽留他。赵敏恒最後选择了留下。

    新政权接管了报纸後,他要接受思想改造,没有分配工作。还是复旦校长陈望道爱才,请他到新闻系教书。凭新闻嗅觉,他在政治气候中闻到「潘汉年出事了」。此事当时内部还没传达,他手中没有报纸,背後没有通讯社,无法率先报道,只能对系主任王中说。王中颇有政治经验,叫他封口,以免惹祸上身。但他还是在「肃反运动」中被打成「国际间谍」、「特嫌分子」,後来还被捕判刑八年,押赴江西矿山劳改,破伤风身亡,时年五十七岁。夫人携儿赶往矿山,要开棺见尸也不获准,後来连尸骨也找不到。文革後期,路透社社长访华,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赵敏恒,被告知已过世。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获平反。这样一位新闻才俊,似乎在国人的视线中消失了。但上世纪九十年代,路透社驻中国首席代表还是找上门,亲自送给赵家人二千英镑以解困。当然,这点恤金,只能是一种敬意的表达,人生的毁灭,却是无法弥补的。

    说到复旦新闻系主任王中,他原是接管上海新闻出版的军代表,主持复旦新闻系後,以他早年办党报的经验,撇开苏联专家那套新闻理论,提出了新闻的二重性──宣传性和商品性。他强调首先要读者爱看,才谈得上宣传效果。这与西方新闻家提出的文化性、商品性的办报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位党员教授,试图建构中国的新闻理论,其结果又如何?只能成为新闻界的大右派,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今天,我们的报刊不都面临争取读者的生存危机吗?王中只是言早了几十年,但提得不是时候,有悖於政治潮流。在那个年代,中国文化人,不管有没有错误,都纷纷检讨,而王中,始终不肯检讨,以玩世不恭去「冷眼向洋看世界」。待文革後获得平反,他复出执掌复旦分校校长,想重新完成新闻改革时,可惜只能拄拐杖,坐轮椅,最後床不起,力不从心了。如果当年没有政治运动,今天中国的新闻业又该是另一番景象了。

    今天,历史已翻过一页,当下的河南,已不复一九四二,当下的复旦,也气象更新。老者已逝,新人辈出。温故一九四二,温故复旦人事,我衷心地向忠於职守的前辈报人致敬,向护国忧民、捍卫人格尊严的中国文人致敬!

    注∶《海上学人》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二○一二年一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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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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