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出狱时间考/虞非子

2013-01-21 04:25  来源:大公报

    本文早在四年前就该写了┅┅但转眼,杨宪益驾鹤西行已近三年了。

    那还是二○○八年汶川大地震一个月後,杨苡写了篇文章,题为“杨宪益‘幸免於祸’之後┅┅”。这是杨苡“旧邮散记”系列回忆散文之一,文章从杨宪益一九七二年出狱不久写给赵瑞蕻、杨苡的一封家书说起,并首次公开了这封信,其中杨宪益谈到他获释及出狱初的一些情况,现在来看,颇有史料价值∶

    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和乃迭经过四年的详细审查,问题已经完全弄清楚,属於人民内部矛盾。经过总理批准,现在已经回到外文局工作,我是上星期回来的,乃迭是这个星期二回来的。回来後一直很忙,家里很乱,所以到今天才写信告诉你们。

    ┅┅上星期三我一回来就去看了姆妈、敏如和舅舅,然後就忙於收拾屋子,我们还住在原来宿舍,局里还派工人重新粉刷了房间,还通知了孩子们,叫他们回来看看。杨荧已於前天回来了。这些天我们三人,乃迭、杨荧和我一直在忙整理东西,添买东西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

    (杨苡《杨宪益“幸免於祸”之後┅┅》,刊《悦读》第八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二○○八年七月版)

    我是这篇文章的最初读者之一。在按照杨苡的要求将此文转交《悦读》主编褚钰泉时,我有些吃惊地发现此信的写信日期竟是“三月三十一日”。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写信日期是否笔误?因为在记忆中,杨宪益获释和被捕的时间特别“巧”,均在“五一”前夕。但查看手迹,“三月三十一日”几个字写得清清楚楚,且在原信封的邮戳上也能清楚地看到“31”,只是年、月呈“留白”状。

    於是我便借助相关著述、资料开始查证,结果发现我的记忆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即便是杨宪益本人关於出狱日期的回忆也不止一种说法。在一九九○年撰写的英文自传《White Tiger》中,杨宪益关於出狱日期就有两种说法──就我所知,这大概是杨宪益有关牢狱生涯最早的回忆文字了∶

    Prison became our home on the eve of May Day(May 1st)1968, when Cladys and I were arrested. We were there until May Day 1972, a period of exactly four years.

    (一九六八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乃迭和我双双被捕,从此监狱就成了我们的家。我俩足足被囚禁达四年之久,直到一九七二年五一劳动节才出狱。)

    I was released the day before May Day 1972, so I was exactly four years in jail. Cladys was released about five days later.

    (我是一九七二年五一劳动节前一天获释的,所以说,我坐了整整四年的牢。大约五天以後,乃迭也出狱了。─译文均据《White Tiger》中译本《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一年版)

    此後,杨宪益在接受李辉访谈时又说是“一九七二年五月间放的,整整四年┅┅”“我回了家後,戴乃迭一个星期以後就回来了┅┅”(李辉“根据我和杨宪益的谈话录音整理,并经杨先生审定”的《半瓶浊酒,四年星斗》,刊《收获》二○○五年第二期),这一说法和戴乃迭的回忆相一致。一九九二年,戴乃迭在英文手稿《我的狱中生活》中写道∶“一九七二年五月,我知道杨宪益已经被释放。一周之後,两个同事来带我回家。”(杨宪益主编《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

    时光流逝,很多年前的某件事单凭记忆来具体到某一天,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杨宪益撰写自传时,距离获释已经过去了十八年,其间又经历了一九七九年的丧子之痛,且一九八九年之後,戴乃迭的健康状况也开始逐渐恶化,可以想见,当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开始回忆那恐怖岁月时,一定深感“去日苦多”,因而记忆有些偏差甚至自相抵触也就难免了。就连比杨宪益小十多岁的邹霆,虽然在杨宪益出狱後的第二天就去看望了他,但在其“一九八七年离休前就?手撰写”的《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中,也只记得“杨宪益是在一九七二年四月份的一个暮春的黄昏”出狱的。

    以上当事人的回忆基本可以确定杨宪益的出狱时间是在一九七二年四月或五月间。但既然信上的“三十一日”可与邮戳互证,那也就意味杨宪益这封信的写作日期如果存在笔误,只可能是将“五月”误作“三月”,即这封信是五月三十一日写的。虽然就书信写作来说,写错“月”的可能性远远小於写错“日”。

    但根据此信的内容和当年的月历,“五月三十一日”这一写信日期也难以成立。因为如果这封信是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三)所写,那麽依据“乃迭是这个星期二回来的”,就可推知戴乃迭是五月三十日(星期二)出狱的,即写信的前一天,而这在信中通常写作“乃迭是昨天回来的”,绝不会说“乃迭是这个星期二回来的”;另外,如果说“乃迭是昨天回来的”,而“杨荧已於前天回来了”,则说明杨荧比戴乃迭先回家,但据信中所说“我们还住在原来宿舍,局里┅┅还通知了孩子们,叫他们回来看看”,可见戴乃迭获释时,儿女们都尚未到家。由此可以推断,“三月三十一日”并非“五月三十一日”之笔误。

    我隐隐觉得杨宪益夫妇很可能是三月获释的。因此,我又在假设杨宪益是三月获释的前提下,结合这封信的内容作了推测、分析,结果发现这一假设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如果此信写於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那麽根据信中所述,可以推定杨宪益是在“上星期三”即二十二日出狱的,而戴乃迭则是“这个星期二”即二十八日获释的,次日,杨荧回家(“前天”即二十九日、星期三)┅┅也就是说从杨宪益出狱到戴乃迭获释恰好七天,即一个星期,其间相隔五天。我想,杨宪益在回忆时一会儿说“大约五天以後,乃迭也出狱了”,一会儿又说“戴乃迭一个星期以後就回来了”,其实并不矛盾,只是分别说了两个不同的时间段而已。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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