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峰与一九四二年/孙法理

2013-01-23 04:25  来源:大公报

    图∶电影《一九四二》海报

    冯小刚拍摄“一九四二年的河南”的报道引起了我很多回忆。回忆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人∶张高峰,《大公报》记者,《豫灾实录》的作者,我的学长。

    一九四二年前,张高峰曾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好像读的是政治系,住在龙神祠二宿舍。我那时在乐嘉中学(事实上的武大附中)读高中,也住在龙神祠二宿舍,和他几乎天天碰见。他在《大公报》发表那篇《豫灾实录》後,引起了震动,成了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但他并没有立即回校。他是两年後才回校读完大学课程的,那时我已进了武大外文系。所以我称他为学长,不算“僭越”。

    那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一九三九年武汉大学被迫迁到了四川的乐山。在那里因陋就简,利用已有的建筑物恢复了上课。乐山的县文庙规模宏大,有几重正殿,两廊两庑也有许多宽大的房间,修整後就用作了校领导办公室、图书馆、和文学院与法学院的多个教室。而理学院和工学院的教室、实验室和校办工厂则安排在城外。城里城外的一些祠堂、庙宇、和租赁来的民居经过改建和修缮,用作了学生宿舍。龙神祠顾名思义是祭祀龙神的祠堂,作了学生二宿舍。读武大的张高峰那时住在那里,读武大附中的我那时也住在那里。

    张高峰这名字有点怪,引人注意。抗日战争爆发後的一九三九年左右,日本军队曾在中国辽宁西部边境和苏联发生过一次军事摩擦,几乎酿成大战。那两军交战之地就叫张高峰(或张鼓峰)。那麽,张高峰这个名字是他的本名呢?还是因此而取的呢?至今对我还是个谜。

    我记忆里的张高峰是个说北方话的高个儿,穿件宽大的风衣,挺潇洒的。那时的战区学生生活困难,上学往往时断时续。《豫灾实录》是一九四三年初发表的,可能是张高峰路经河南,见到那骇人听闻天灾人祸,写成了报道投稿发表的,也可能是他作为《大公报》记者被派往河南,专门采访後写下的。总之,他以後就成了《大公报》的记者。

    《豫灾实录》写的是当时河南的四大灾害∶“水、旱、蝗、汤”。“水”是蒋介石部队在黄河铜瓦厢决堤造成的水患。决堤虽然阻挡了日军於一时,却也严重地祸害了百姓,淹死了无数的人,毁坏了无数的庄稼,而且留下了多年浊流滚滚的黄泛区。“旱”是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连续两年的大旱。“蝗”是大旱之後的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破坏了庄稼,加重了赤地千里的饥荒。而“汤”则是蒋介石部下的汤恩伯部队那敲骨吸髓的徵粮、盘剥、和暴行。天灾虽不能怪谁,“水”和“汤”可都是出自蒋家政权的严重人祸。敢於写文章报道这事,需要的不仅是文笔,而且是硬骨头,因为那可能带来政治迫害。

    那时我听说的情况是∶张高峰把他写的《豫灾实录》寄到了《大公报》社,《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读到後非常重视,专门写了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与《豫灾实录》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在同一版上见报。读者读了大为震惊,群情激愤,而蒋介石政权却勃然大怒,勒令《大公报》停刊了三天。

    在那以前,同学们对《大公报》还有点褒贬不一。有的说它对蒋是“小骂大帮忙”,有的则相信它对它那“不私不盲”的报训是认真的。《豫灾实录》和《看重庆,念中原》的发表与《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日的处分,大大地提高了人们对《大公报》的信任程度。《豫灾实录》的报道写出了天灾人祸下的苦难深重的河南,而《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又揪出了醉生梦死的重庆高层,作了对比,给了国民党政权重重的一击。人们对《大公报》因而刮目相看,倒也是顺理成章的。

    而我也从此记住了张高峰这个名字,至今没有忘记。几年前在《炎黄春秋》上见到张刃的文章,提到他的父亲《大公报》的张高峰,我很高兴又知道了老学长的信息。而现在冯小刚又要拍摄一九四二年的河南了。估计我那老学长的《豫灾实录》和它所引起的《看重庆,念中原》等文章在拍摄里会起到相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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