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周作人/鲁 人

2013-01-24 04:25  来源:大公报

    周作人是纯粹的文人,他在文学表现的宽度上,甚至略胜他的长兄鲁迅一筹。他的人生观颇为出世,但他没有信仰,也不相信信仰,因为,任何宗教和思想在他来看应该都是不完美。他崇尚的是“人无好坏,只有雅俗之分。”他希望的只是能有一种平静、平淡、平等的简单生活。

    在学问上,周作人表现得很自谦,内心却非常自信,甚至有四顾无对手的孤独和自负。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而江南水师学堂及日本留学的经历,又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的文字始终保持了一种平实、朴素的风格,他自称“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他的得意门生─废名,称他“直是以自然为怀”。徐志摩也很佩服周作人,说“他是个博学的人;他随手引证,左右逢源;但见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和他的文章一样。”也有人称他“有一种超然离群的神气─我们说他这种神气是冷峻好呢,抑还是说他是种彬彬有礼的不屑态度好呢?”

    读书,写作对周作人即是兴趣,更是生命的重要部分。在他得意时,书籍、纸笔可以使他躲避喧嚣,在他失意时,可以慰藉他的心灵。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书籍,纸笔,周作人的生活会是怎样的状态。周作人读书不分古今中外,良莠正淫,只从其中窥探人性真相,总结文化成因,了解风俗习惯。并将读书的思考转化为自己的文字。他终生读写不辍,而且越是逆境越能静心。

    一九一二年六月,他就任浙江省视学,结果,整日躲在宿舍读书,被钱玄同戏称为“卧治”。後来,被选为绍兴教育会会长,倒是颇有些政绩,但也主要是颁布《绍兴县教育会修正章程》,创办了曾经在教育界颇有影响的刊物──《绍兴教育杂》等理论性的工作。抗日战争初期,他宅在自己的苦雨斋读了几百卷古籍,写了许多文字。抗战结束,他因附逆被捕,曾在南京的老虎桥首都监狱服刑。他在狱中生活颇为平静,对他来说可能还有点惬意。在狱中,他曾用洋铁的饼乾罐搭上木板来读书写作。後来,一名出狱的犯人送他一个摺叠炕桌,已经近於奢侈了。两年的狱中生活,他作诗二百馀首,并翻译了《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等作品。新中国建立後,周作人虽获自由,但几乎被禁止了所有社会活动,他也是乐得清静,潜心专注於自己热爱的文学事业,至文革开始前,他翻译了《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及日本古典文学代表作《古事记》等大量希腊和日本作品,并撰写了数十万字回忆鲁迅的文字及四十馀万字的《知堂回想录》。

    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时的附逆,是他无法抹去的一个污点。其实,抗战前後,他的朋友及许多崇敬他的人们都以多种形式劝说,并欢迎他南下。但他却不为所动。李大钊的大女儿,在冀东暴动中负伤,受周作人关照,躲避在北京休养。她伤愈去延安前,向周作人辞行时,也表示了对他日後命运的关心和忧虑。周作人仍请她放心,说自己“绝不会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此时,他真的自信,自己留在北京是可以做苏武的。也许他认为以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日本人总会有所顾忌;或许是觉得自己不过一介文人,不会引起日本人的太多兴趣;也可能他只是想走一步算一步,根本也没想到这场战争会如此残酷。有时文人的弱点可能真是纸上谈兵。

    这与他过往的经历,应该有很大的关系,那些经历确实给他的品格造成了挺严重的缺陷。周作人幼年时身体瘦弱,家里人便对他较少要求。加之有一位长兄承担了家里所有的重任,又对他百般关照。至兄弟二人失和前,家里的事都是鲁迅操心,从而养成了周作人贪恋舒适的弱点,他惧怕颠沛流离的生活,及那些不可预知的艰辛。因此,一方面觉得自己留在北京可以做苏武,一方面他又怀侥幸心理留在北京,希望一切都是杞人忧天。然而当历史不允许他做苏武时,他立刻手足无措,即无抵御措施,又没有置性命於不顾的勇气,只好落水。做了李陵,自知有悖文人之道,他便又给自己找了一个,自己是为大众为国家下地狱的理由。他的附逆自然绝非死心塌地,他的态度和行为也都是消极和应付的。而且,他也确实做了不少於民於国都有益的工作,保护营救了不少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保护了北大的许多财产。他的消极态度甚至引起一些日本人的不满,斥其为“反动老作家”。他一直认为“我们的高远的理想境到底只是我们心中独自娱乐的影片,为了这种理想,我也愿出力,但是现在还不想拚命。”便只“在自定的范围内尽年寿为国家尽力。”“在自定的范围内”这话说在抗战之前,当时尚未有需附逆的威胁,只是他感悟到天地之间,社会面前,个人实在是渺小,虽有哀怨,却无能为力,拚上自己的性命也於事无补,何况他又不愿因拚命影响了自己的生活。

    周作人非常注重自我的感受,除了在附逆一事上很有些辩解之言,对其他的人和事,基本都是客观的直言,并不因自己的好恶有所掩饰。郭沫若对周作人的翻译曾有过非议,甚至不敬,以至引起他们各自代表的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但周作人始终未从正面置一词。即使他的朋友钱玄同、郑振铎等人替他不平,怂恿他反击,他也是不屑一顾的表情。一九三四年,周作人到日本省亲访旧,在朋友家偶然与素昧谋面的郭沫若相遇,简单的寒暄让他对郭沫若的看法有所转变。之後,便通过朋友邀请郭沫若面谈。他们相会两次,数小时的交谈轻松愉快。两位文坛宿敌的和好,成为当时中日报纸争相报道的佳话。之後俩人对此事的评论却颇有趣,郭沫若说∶“痛言国事之亟,大家不应再作意气之争。”周作人道∶“鼎堂(注∶郭沫若的字)相见大可谈,唯下笔时便难免稍过,当作个人癖性看,亦可不必太计较。”两相比较,立见周作人文人气十足。上世纪六十年代,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通信中,对当时的郭沫若则颇有讥讽之词。

    周作人“相信立在文化最高处的精神上之贵族主义者其主张不外对於一切压制专断的憎恶与反抗”。他是沉浸在自己精神世界里的文人,他有文人的天真,也有文人的固执,还有文人的不晦言,这表现出他的自信及无欲,他也确实很少看别人的脸色,甚至对自己的附逆也从不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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