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不可急於产业化\□余永贤

2013-01-25 04:25  来源:大公报

    施政报告提出,“教育应否作为产业看待,社会上存在分歧”,实在应该“检讨”。

    大学教育可以透过商业模式提供吗?第一个要认定的事实是,一分钱一分货。要赚钱就要投入小一点,因为投入小了,赚钱的课程一般都比同类的课程质量差,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从商业原则提供的大学课程,大多是次货。

    有人会说,哈佛和普林斯顿是世界上顶尖的大学,他们是私立的,也不亏钱呀。不错,但哈佛和普林斯顿不是靠学费赚钱,他们的主要财政来源是丰厚的捐款和研究经费。

    在欧洲大陆,差不多所有大学都是政府公费办的。极少数的私立大学,规模很小,程度不高,大多偏重一些应用的领域,而学生大多是外国人。

    英国的大学教育大不如前,水准每况愈下,教育政策更是一团乱,没有可以借镜的地方,只是反面教材。英国和澳洲都有很多商办的大学课程,很多是特意为外国人设计的,他们也在香港和亚洲其他地方做很多推销的活动。

    避免教育产品次货

    香港政府资助的大学学额,学费只是成本的五分之一。私立课程学费可以贵一点,投入的成本比公立的学额不至於少五成,但起码少两成至三成,质量分别立马可见。为什麽要给香港人次货?我们买不起吗?香港在教育的公共投放只占GDP的3%,扩大的空间很大,至少可以增加50%。

    大学教育参与率是一个很好的宏观计划工具,这个参与率就是在人口中适龄青年(17-20岁)就读於大学的比例。香港政府资助的大学学额占19%参与率,有的说我们的总参与率是30%或超过30%,但其实19%才是正货,其他是次货。发达国家的参与率一般都在50%以上。香港要赶快增加知识力量,转型成为知识型社会,就要极大增加政府资助大学学额,至少要增加一倍。

    次货就不要,不但不足以增加知识力量,反而劳民伤财。环看在香港开办的英国和澳洲大学的商办课程,他们都想尽办法鱼肉外国学生。香港人为什麽要鱼肉自己人?

    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可以拿到丰富的捐赠,足够他们的运作有馀,香港的大学可以同样拿到丰厚的捐赠吗?这种期待是不实际的,在香港的成年人口里只有17%受过大学教育。香港不是一个知识型社会,社会对大学的认识不够。通常只在教育程度高的社会,教育投放都高於GDP的5%的地方,像美国或韩国,才有很显著对大学的捐赠。以香港一个还未转型为知识型社会,在教育方面的公共投放只占GDP的3%,期待有很多对教育的捐赠而带来优秀的私立大学,是异想天开。

    有未满足的需求,就可以养活提供需求的企业。企业的诞生是不是好事?不一定。政府提供足够的大学教育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政府提供的是正货,企业提供的是次货,市民要交比较高的学费给办学的企业,加剧了贫富悬殊,让企业满足教育的需求是下策。如果说让市民用比较高的价钱买到比较差的教育,也是比完全得不到教育好,让企业提供教育不完全是坏事。如果企业提供的教育质量很差,那就是鱼肉香港市民,加剧贫富悬殊,让企业提供教育不是下策,是下下策。

    加倍资助大学学额

    在什麽情况下企业在教育的提供有正面的作用?大学学额的分配一般依从学生的能力,去得益於大学教育,这是正确也公平的分配方法。在21世纪的一个发达经济,当大学参与率已经达到50%或者60%以上,政府可以向馀下来的学生说,如果他们还是想得到大学教育就要找企业提供的课程,这是不可厚非的。另外一个情况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没钱提供足够的大学教育,让企业提供也是一个折冲的办法。

    在香港,政府应该起码加倍增加资助的大学学额,令资助大学学额达到40%参与率。企业的提供可以是过渡时期的缓冲办法。

    教育可以为香港赚钱吗?不可以赚香港人的钱,赚香港市民的钱就如同自己咬自己。所以要先做好对香港市民提供大学教育,满足了香港市民对大学教育的合理要求,达到了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在21世纪应该有的大学参与率。(这应该是50%或更好是60%),然後我们可以向邻近的亚洲国家的学生招手,以赚钱的条件提供大学教育。香港是有这个优势,是可以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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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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