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生活―数据分辨/成 凡

2013-01-26 04:25  来源:大公报

    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解读。人们习惯凭自己的常识来判断哪一个更正确。但是如果解读的人都是专家,每个人都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听众便容易陷入困境。明明两造相悖,每一方听起来都有道理,究竟信哪一个呢?对於善於发掘数据,掌握正确推断方法的数据科学家,他们可以借助数据判断真伪,昭示天下,从而帮助大家判断,这也是他们的使命。我们以前说到的怪才经济学教授列维特,就有一个漂亮的案例。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美国的犯罪率大幅上升,到处滋生超级掠夺者─ 一批骨瘦如柴,手持枪械,心中无情的半大小子(teenager)。人们被告知一代杀手将席卷全国,造成动乱。一九九五年,犯罪学家福克斯(James Alan Fox)为司法部写了一份描述青少年谋杀的恐怖报告。他描述了乐观和悲观两种场景。乐观的预测,青少年谋杀率将比上一年代上升百分之十五;悲观的估计将上升百分之三十以上。他写道,即将而来的犯罪浪潮如此之汹,一九九五年将成为过去的好时光。其他的犯罪学家,政治学家和有学问的预言家纷纷作出类似预言。连克林顿总统都说,我们只有六年光景去改变青少年犯罪状况,否则我国将生活在混乱之中。然而其後,罪案开始下降,年复一年,一降再降。完全与专家们的预测相反。於是,专家们又急急地解释这一事实。他们的大多数理论听起来十分逻辑,譬如九十年代的经济腾飞,枪枝管理的加强,纽约警察发明的策略等使得纽约市的谋杀案从一九九○年的二千二百六十二宗,下降到二○○五年的五百四十宗。这些解释从专家之口,到记者之耳,再到公众的脑中,好像是常识。但是列维特指出,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美国十大报纸常用的说辞为,新发明的策略,增加狱舍,毒品市场改变,人口年龄增长,枪枝管理,经济腾飞,增聘警察,使用死刑,武器收藏法,枪枝赎买等。列维特运用各种有关的数据逐条检验这些解释。他的研究证明,增加狱舍,增聘警察和毒品市场改变与罪案下降有关,造成犯罪量下降约百分之四十。其他的则几无关系。但有一件主因却未被任何报纸或其他专家提及。

    此前二十多年,达拉斯有一位诺曼.麦克阔维,当时是位贫穷,未受教育,缺少技能,酗酒吸毒的二十一岁的年轻妇女。她曾两次堕胎,一九七○年又发现怀孕。但是在得克萨斯堕胎是违法的。她在一批实力人士的帮助下成为原告,应诉方为达拉斯郡检察长亨利.卫德。她所要的只是合法堕胎的权利。案子最终上达美国最高法庭。那时,她化名为简.茹。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二号,庭方宣布茹小姐胜诉,她有权在美国任何地方合法堕胎。但为时已晚,她的孩子已经在诉讼中诞生了。她後来成为一名倡导生命的活动家。那麽茹对卫德一案如何触发了一代人之後历史上最大的犯罪率下降呢?列维特写道,原来关系到犯罪,并非所有的孩子生而平等。

    几十年的研究表明,生在逆境家庭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有可能变成罪犯。数百万与她相似的妇女付不起昂贵的非法堕胎费用,成为典型的逆境,因此而生的孩子更多机会去犯罪。在此案之前,美国只有五个州允许合法堕胎。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二号,合法堕胎权一下子扩展到整个美国。从前富裕家庭可以花五百美元做一次非法堕胎,而此後穷人家只需花不到一百美元去合法堕胎。在一九七四年,七十五万妇女行使了这个权利;到一九八○年,达到一百六十万。这些行动造成强烈而遥远的效应。许多年以後,正当这些本来会出生於逆境家庭的孩子到达可能犯罪的年龄时,实际的犯罪率开始跌落。反过来检查早期允许堕胎的五个州,其犯罪率先於其他州,从一九八八年开始下降。一些人很难接受堕胎减少了犯罪的说法。但教授的逻辑非常清楚,合法堕胎减少了逆境家庭,从而降低了犯罪率。坚实的统计数据支持教授的研究结果。他还指出,母亲如果选择不要孩子出生,她一定清楚原因是什麽。违愿而生的孩子通常不会有愉快的童年。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观点的时代。当我们听到尊贵议员们的观点相左,股票分析师东指西点,各种活动家的高谈阔论,而困惑不已时,我们有理由期待有素养的数据科学家帮我们解惑。在香港,这样的科学家是否已经成长起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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