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岂是诽谤挡箭牌/□黄煜雄

2013-02-08 04:25  来源:大公报

    毫无疑问,言论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但言论自由岂有绝对,一个人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力之时,有责任确保不会伤害他人的利益与声誉。而即使是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政府官员需要面对极端的公众批评,但这并不代表可以肆意对他们作出没有事实根据的污辱与指控。以言论自由作为挡箭牌,逃避应负的责任,更不应该是有勇气的公共知识分子所为。

    《信报》昨日发表声明,就练乙铮涉嫌诽谤梁振英“涉黑”一事道歉,尽管其总编辑事後声称“道歉对象并非梁振英”,但道歉此举的本身却足以说明,该报已认识到练氏评论的极其不当之处,并已严重影响了公众的判断。

    练乙铮多处指梁振英“涉黑”

    事件发生後,香港的部分法律界人士以及绝大多数反对派支持者,均站在练氏一边,在评论事件之时,却忽略诽谤事件的本身,反而尝试转移话题,将“打击言论自由”的政治帽子扣到梁振英身上。显而易见,事件已变质为左右政治之争,而非理性客观的案例讨论。

    在普通法中,“诽谤”的基本定义十分简单。概括而言,任何人向第三者发表损害他人名誉,而并非事实的言论,均属“诽谤”。但“诽谤”又可分成两大类∶Libel及Slander。Slander是指口头上的“诽谤”,或可解成诋毁他人;而Libel是较永久性的一种“诽谤”,通常是透过文字、图画等实物或戏剧、广播等媒体所作出的“诽谤”。Libel及Slander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分别,在於Libel的受害人无须受到任何经济损失,则可兴讼;而Slander的受害人,一般都要有经济上的损失,才可以向诋毁他的人追究责任(有恶意成份,或有损专业名声,或诋毁他人的货品或产业权等特殊情况除外)。

    那麽,到底练氏文章有没有构成对梁振英诽谤的成分?先不论该文极具误导性标题“梁氏涉黑实可双规”,文章内文最少十数次直接或间接指称梁振英有黑社会背景。笔者仅举几例∶练文称∶“暴露了红色背景梁氏政权的不断黑道化”、“本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可说是红色父系与黑色母系结合的产物”、“梁氏暗地里炮制了一个带有广泛欺骗性的‘黑底民意’”、“回想解放前的国民党,由最高领导蒋介石起,都黑道化了,怎麽现在梁振英也同样黑道化?”、“中国出了一个关键时刻靠黑道资源上台的特区首长”、“揭露梁氏取得政权,一半靠黑道,未来的香港社会各方面必定因而逐步染黑”、“由中共中央循党系统对这几个以梁为首的涉黑当事人在大陆某处进行‘双规’,也许是一个更有效的清查途径”。

    政客“抽水”乱扣政治帽子

    只要不带政治偏见去细读全文,市民可以清晰地得到一种印象,练乙铮通篇文章都在指称梁振英与黑社会有关。而在香港,一个人若自称是黑社会,或者被指与黑社会有关,无疑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但练文并没有以事实作为依据,绝大多数文字都是按其个人的政治逻辑作出的判断。假若梁振英不是政府官员,想必公众对此涉嫌诽谤已无异议。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於事件涉及政府官员,平日喜好将“法治”挂在嘴边的政客们,却无视基本事实,反而以破坏言论自由的政治帽子,扣在梁振英身上。尤其是一众公民党成员,如余若薇与毛孟静之流,前者十分有“创意”地拾起英国人牙慧,发起所谓的“欢迎特首告我诽谤”运动,转发练文,声称以实际行动支持诽谤梁振英。後者更叫人失笑,在大叫政治口号的同时,却在极力掩饰其丈夫两次因诽谤他人而需道歉的事实,虚伪之态令人作呕。

    三年前,也即2010年3月24日,《纽约时报》国际 版子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在其评论版刊登启事,向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及其总理李显龙致歉。道歉声明中说∶1994年,《国际先驱论坛报》评论版编辑Philip Bowring(毛孟静丈夫)向李光耀父子“承诺”,不在任何文章中“说或者暗示”李显龙是通过其父亲李光耀的裙带关系而当上新加坡总理。但其後又在一篇评论中,Bowring再次把李氏父子加入“亚洲王朝政治”名单,这会令人误会李显龙当选是靠其他因素。这宗案例十分著名,但当时几乎没有任何所谓的民主派支持Bowring,不是强调诽谤政治人物无罪吗?毛孟静为何不去问问丈夫∶何以会两次毫无保留地就诽谤他人道歉?言论自由去了哪里?

    一九八六年,欧洲人权法庭就奥地利总理诉记者诽谤一案发表著名的判词,当中指出“新闻自由为公众对政治领袖示意或表态提供了最佳途径。推而广之,政治辩论的自由是民主社会的核心概念。┅┅政治家接受批评时应抱有的胸怀,应当比普通个人更加宽广。与後者相比,前者的言行应受到记者、公众更严格的检视,他必须表现出更大的包容。”

    没有人会反对以上意见,事实上,政治家应当有更宽广的面对批评的心胸。但必须指出的是,批评不能等同诽谤,假若笔者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只是由於道听途说,就指称练乙铮性变态、性虐待他人,或者曾学术不端,试问,练乙铮会不会认同笔者在行使正当的言论自由?

    从政者应当有接受批评的勇气与心胸,但言论自由不应成为不负责任者的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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