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茨维塔耶娃书架/马海甸

2013-02-16 04:25  来源:大公报

    图∶图为茨维塔耶娃的有关书籍

    书房里专门放置茨维塔耶娃书籍的书架不知不觉间已塞得满满当当,书架是从“实惠”店买来的组装架,经不起重压,已有点变形。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拙文所谓的茨维塔耶娃书籍,包括诗人各种著作的不同版本以及诗人传记、时人的回忆、今人的研究两大门类。二○○五年前後,因编《茨维塔耶耶娃集》及译《天堂与地狱的双重打击──茨维塔耶娃传》,我把研究的重心从阿赫玛托娃转移到茨氏,同时大量收进茨氏的有关书籍,虽然收藏有关书籍早已开始,并非始於编译这两部书。

    就我接触到的俄文茨维塔耶娃研究资料而论,称之为注家、编纂者蜂起的显学,应该不算溢美。尽管直到今天,我偏嗜的现代诗人仍然是阿赫玛托娃,但还是不能不承认,茨氏对当代学者的吸引力已超过了後者。她的诗选、散文、剧本、书信集的各种选本固然是俄国书店常备的畅销书。囊括茨氏绝大部分著作的两套七卷集(分别由埃利斯.拉克和杰拉出版社版)已出版多年,书价上升十数倍,近来还分别出版了各种补遗,茨氏全集的出版不过是早晚的事。茨维塔耶娃与杰斯科娃、帕斯捷尔纳克、格隆斯基、鲁德涅夫、罗泽维奇等人的通信集均已加注成单行本出版。六卷集的《茨维塔耶娃诗歌语言词典》则由茨维塔耶娃博物馆於一九九八年出版。谈到这儿,我想附带一提该博物馆在出版与诗人有关资料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大凡研究茨氏的文论,与茨氏有关的资料(如过去湮没不彰的茨氏朋友的作品集和书信集),大都由该馆出版,其活跃程度,比阿赫玛托娃博物馆远有过之。在一个完全以市场经济为依归的国家,还有这麽一些出版家孜孜  地整理、注释这些注定赚不了钱的出版物,真令我肃然起敬。

    在茨维塔耶娃传记的撰写上,女作家是主力,她们是∶维克托利娅.施韦策尔的《茨维塔耶娃的事件和生活》(一九九一,有英译本),安娜.萨基扬茨的《茨维塔耶娃的生平和创作》(一九九九,有中译本)和《茨维塔耶娃传││不死的凤凰鸟》(二○○一),伊尔玛.库德洛娃的《彗星之路》(二○○三),米拉.斯米尔洛娃的《为损坏的形象──拳头。关於茨维塔耶娃》(二○○八)。这些传记,都是上五百页的大书,而以《彗星之路》的篇幅为最,该书十六开七百馀页,配以大量历史图片,印刷极为精美。其他研究诗人各段历史(如革命中的诗人、与帕尔诺克的关系、布拉格年谱、回到俄罗斯後,等等)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这里不再一一罗列。此外,小儿子穆尔的两卷日记,大女儿阿里阿德娜的三卷本文集,丈夫埃夫隆的政论集(名《志愿兵札记》),回忆茨维塔耶娃的三卷集(分为《诞生篇》、《侨居篇》和《回国篇》)都已相继出版,显然,这些书之所以出版,完全是叨了伟大诗人的光。此外,俄罗斯有关出版社还翻译了美国学者利莉.费德勒和法国传记作家特罗瓦的茨维塔耶娃传记(前者原名《天堂与地狱的双重打击》,颇有想像的空间,中译却被改得不伦不类)。

    英美的茨维塔耶娃研究比诗人的祖国要来得更早。早在一九六六年,美国学者西蒙.卡尔林斯基便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茨维塔耶娃传记《茨维塔耶娃∶她的生活和艺术》;二十年後,同一学者又由剑桥大学出版了《茨维塔耶娃∶女人,她的世界和诗作》。一九八七年,英国诗人、茨维塔耶娃的翻译者伊莱因.范斯坦由伦敦杜顿出版社出版了《被俘的狮子∶茨维塔耶娃传》以及上文提到的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天堂与地狱的双重打击》(一九九四),美国学者简.陶布曼於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通过诗歌活》(一九九○年出了俄译本),美国血斧出版社出版了玛丽雅.拉祖莫夫斯卡娅《茨维塔耶娃评传》(一九九五年,此书先用德文出版,以後再出俄译本,英译从俄译本转译。我在布拉格旧书店曾见到捷克文译本)。

    无庸讳言,踏入新世纪後,随俄国出版禁区的突破,西方的茨维塔耶娃出版已逐渐式微,连已预告十馀年的英译《茨维塔耶娃书信集》,也拖延日久未能出版。瞻望今後西方茨氏研究的路向,大概只能向翻译发展。俄国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成就是∶两卷本的《茨维塔耶娃∶同时代人的批评集》,诗人的妹妹阿纳斯塔西娅的《回忆录》继一版的五百馀页扩充为二版六百馀页之後,最新版本即所谓“权威恢复删节版本”(二卷本,凡一千六百馀页),也在阿纳斯塔西娅去世十四周年後付诸剞劂。这个出版势头到二○一二年仍不稍衰竭,《茨维塔耶娃年谱》的第一卷已问世。对於外国研究者和翻译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值得额手称庆的喜讯。

    我曾发愿要搜集英俄两种文字有关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的资料和书籍,有价值者予以 译,从莫斯科、圣彼得堡到萨马拉,从伦敦、牛津、阿姆斯特丹到纽约、波士顿和波特兰,从布拉格、布达佩斯到柏林,都留下了我搜书的雪泥鸿爪;但事实证明,这是不自量力的痴人说梦,实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就以《地狱与天堂的双重打击》和《茨维塔耶娃集》两书来说,前者虽已出版,但讹夺满纸;後者交稿已凡六年,仍迄未付梓,而且出版无日,在这样的出版环境下,即便占有了更多的资料,又能够怎麽办?二○一一年年中,我尝试动笔 译《茨维塔耶娃论艺术》和《通过诗歌活?》(已译出第一章),但一想到上述的出书遭遇,顿然意兴大减,惟掷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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