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拍板‘之谜/虞非子

2013-02-17 04:25  来源:大公报

    我书架上有本不太起眼的书,名为《七人集》,是王安忆称为“我的阿姨们”的文章结集,收入罗洪、欧阳翠、欧阳文彬、黄宗英、姚芳藻、黄屏、彭新琪等七位“三零前”上海作家的回忆文字。这部三十五万字的文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於二○○九年出版。可能是因为这些老作家迄今依然“著名”的已为数不多,且此类“老”书的读者也太少的缘故吧,故版权页上都未列印数。但正是这本印数显然有限的“老”书,留存了不少第一手史料,譬如,“七人”之一的黄屏就文汇报当年刊发《伤痕》的“拍板”经过所作的当事人叙述。

    “文革”後的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正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两个凡是”激烈交锋之际,文汇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即有外电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但在中国,所谓“开风气之先”,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时也意味这样那样的政治风险。时隔二十年,当年决定刊发《伤痕》的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在其回忆录中也坦言∶“《伤痕》是一篇小说┅┅但是为慎重起见”,他还是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写了一封信,“我的信大意是这样的∶送上小说《伤痕》的大样,请你审阅。我觉得这篇小说很好,它不仅揭露了‘四人帮’的罪行,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四人帮’在‘文革’中给广大干部和青年一代造成的严重创伤,指出这一点,对彻底否定‘文革’十分重要。你看後有什麽意见,望告。同时,此文也可看作是文艺界的一个新动态。”(《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二○○四年版)

    马达“为慎重起见”将《伤痕》提交洪泽“拍板”,是合乎“程序”的。而面对《伤痕》,洪泽当时也有多种选择∶慎重地将《伤痕》继续上交;或者顺马达的信批覆说,“建议将《伤痕》作为文艺界的一个新动态以‘内参’形式上报”;再或者,乾脆说“先搁一搁”┅┅无论如何答覆,这些做法都是“合规”的,也规避了风险。但洪泽没有这麽做。据《马达自述》,“第二天晚上,老洪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中说∶‘这篇文章我看了,很好,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正是洪泽的这一“拍板”,将此前已遭《人民文学》退稿的《伤痕》推上了文汇报的版面。

    回看历史,洪泽的胆识和担当的确令人敬佩,但其“拍板”却也是极为慎重甚至是有过“抉择”的。《九人集》中,当时供职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黄屏有一篇《追忆老部长洪泽》,谈到了《伤痕》的“拍板”过程∶

    ┅┅文汇报送来小说《伤痕》清样,我照例先审读。事先,处长刘金未和我说什麽,我也不知他已看过。也许是他怕我有先入之见,也许是想看我最初的反应。我只知道是文汇报拿不准,送来由宣传部审定。读完小说,我为“四人帮”制造的人间悲剧而愤恨不已。我对刘金说∶“小说很好,可以发表。你看看,敢发吗?”他笑笑说∶“我不敢。”於是我将清样送到洪泽办公桌上。他看得飞快,不到半个小时,清样退回来了,批语就批在清样上面。他先表示小说可以发表,然後写道∶以形象化的小说来批判、清除“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很有感染力。它所起的作用是一些理论文章无法企及也是不能代替的(大意)。当时所有读了他批语的同志都说精彩,可惜文艺处和文汇报都未留底。

    作为当事人,黄屏的“追忆”应该是可信的,但与我已接触过的相关回忆却不乏“出入”,譬如文艺处长刘金对《伤痕》的态度,就与此前所见的“版本”截然相反─据文汇报原副总编张煦棠撰写的《锺锡知的记者人生》∶一九七八年五月下旬,最早发现并力促发表《伤痕》的文汇报记者“锺锡知作为上海唯一随上海代表团赴北京参加‘文革’以後复会的中国文联扩大会议的记者。他袋子里就装这篇小说,在火车上,他迫不及待地向一起赴会的上海文联负责人锺望阳和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刘金谈起《伤痕》,当场把小说交给他们。第二天清晨,刘金就告诉他∶‘我看这是一篇好小说,完全应该发表。’德高望重的锺望阳更明确地表示∶‘如果你们文汇报发不出,可以给我们《上海文学》。’这下,更坚定了信心。会议结束返回文汇报,锺锡知正式向文汇报总编辑马达报告了这件事,得到了马达的支持┅┅”

    再譬如,关於“拍板”,据黄屏回忆,洪泽是在工作时间直接批覆同意刊发的,但卢新华从赵丹儿子赵进那儿获得的却是另一个“版本”∶洪泽是在家中,在女儿(赵进的同学)的“现场监督”之下签发《伤痕》的──

    ┅┅读罢马达送去的《伤痕》大样後,洪泽也觉得好,内心支持发表,但他还希望听一听来自其他“普通读者”的意见。那日傍晚,见女儿回家,洪先生便递去《伤痕》,要求她阅读後立即提出意见,并半开玩笑地说,要是她认可,自己马上签发;反之,就“立即枪毙”。据赵进转述,洪泽的女儿读完小说後,热泪盈眶,抱住父亲的头说∶“发,一定要发!”洪泽故意说∶“那可能要再被打倒,进牛棚的。”但女儿执拗地坚持∶“不管不管,也要发!”说罢,抓起洪泽的手,“现场监督”父亲签字。(卢新华口述、曹奕采访《“伤痕文学”的到来》,见《亲历─上海改革开放三十年》,曹景行主编、复旦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编辑,上海辞书出版社二○○八年版)

    上述故事也见於卢新华撰写的《〈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见《新华文摘》二零零八年第二十二期),虽然此文的细节描述与上述口述实录略有差异(毕竟是“转述”,且用的是“小说家言”,这从叙述笔法也可见出),但作为报人,我还是倾向於认同卢新华的说法∶“这是一个未经多方证实的故事,然而我还是很相信它的真实性。我也不怀疑,像洪泽这样在‘文革’中受过许多迫害的老干部,读《伤痕》一定感同身受,情感上也一定支持发表,只不过女儿读後的强烈反应更进一步坚定他的决心罢了。”(同上)而我之所以认同此故事的真实性,不只因为它与《马达自述》中提到的洪泽晚间来电相衔接(如果洪泽在宣传部所作的批覆已送文汇报,那他就没必要再给马达打这样一个电话了),更因为它勾起了我亲历的一桩“情景”相似的往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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