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追求切莫教条化/□周全浩

2013-02-21 04:25  来源:大公报

    □一切的制度、社会运动或革命,都应为国家人民服务,而非为一些所谓的原则服务。有些人推崇普世价值,把某些原则或价值绝对化,成为教条,如民主、法治。终审法院审理“庄丰源”一案,未有考虑基本法立法原意,最终根据字面法理判决,为了法理和原则而不顾後果,损害了香港市民的利益,就是教训。任何制度和政策最重要是可行、有效,更应惠及人民。

     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频频探访贫困地区,反映现届政府十分重视扶贫工作。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分配不均,导致贫富悬殊问题严重。部分百姓只享受到很少,甚至享受不到任何改革开放的成果。部分老一辈人的生活质素并没有因改革成功而得到改善,一些人不免会疑问,支持革命数十年,究竟所谓何事?不少落後地区的人民,依然生活穷困。现届政府终於注意到这群人民的需要,积极扶贫,实在可喜。

     现届政府要实践民族复兴,便要继续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世间没有一个最好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各国应摸索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发展独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这条道路将对整个世界的文化和经济进程有贡献和帮助。中国已摸索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模式结合了计划和市场经济,部分西方学者称之为中国发展模式。

    切莫迷信“普世价值”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均建立在自己国家的固有历史和文化基础上,其他国家没有相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根本模仿不来。有些人觉得,世界上有些制度和价值观似乎适合每一个国家,必须要跟随,否则便会落後,即所谓的普世价值。然而,仿效其他先进国家的发展模式,做得再好亦难以超越模仿对象。

    近年,内地一些有识之士亦了解到,国家发展不能完全模仿别人,应回到自身文化的根本,重新考量儒、道、法等中国传统思想对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儒家注重社会和人伦秩序,提倡忠君、亲慈子孝、兄友弟恭,同时,不走极端,重中庸之道;道家则崇尚自然,提倡和谐。正如近年中国提倡社会和谐、关注家庭伦理,反映不少中华文化和特色,对国家当今发展有一定启示和帮助。

    人民对宗教不太狂热,是中华文化特色之一。部分伊斯兰教国家,人民十分重视其信仰,甚至实行原教旨主义,完全跟从所有教条,然而部分教条不利经济发展,令国家落後。中国则未有因宗教而阻碍经济发展。

    中华文化重家庭观念、乡土情重,亦有利经济发展。由於家庭观念重,中华文化区内的家族生意可以发展到很大,帮助社会的资本累积。另外,中国人饮水思源,乡土情重,离乡别井的海外华侨不忘寄资金回国。改革开放後,大量外资流入,大部分来自港澳台地区,亦有不少来自海外华侨,如东南亚、欧美的华侨。这些资金来源对於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尤其重要。

    中国模式值得肯定

    同时,中国人拥有勤奋、节俭和好储蓄的美德,有助国家强盛。不少华侨移居到菲律宾、东南亚等地,大多是赤手空拳到这些地方发展,现在却对这些国家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中国人既勤奋又好储蓄,金钱渐渐累积,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力亦加大。一位西方名教授熟悉东南亚的情况。他说,看到华侨做到如一苹狗(work like a dog),非常勤劳,缅甸人和马拉人却学习了英国人的高尚生活,闲时打高尔夫球,叹下午茶,结果华侨操控了当地的经济。

    加上,中华民族有积谷防饥的观念,未雨绸缪,有利发展。相反,西方倡议先使未来钱,结果金融海啸来袭,西方国家无一幸免,美国、欧盟、希腊等都出现经济危机。反观中国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全赖这种传统美德。很多香港人盲目崇洋,只眼别人的优点,而忽视了自己国家的优良文化。事实上,中国文化里有不少优点是西方文化所没有的。

    再者,新中国成立後,中国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具备庞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在这两个条件下,解放军把土匪彻底剿灭,把过往千百年未能根绝的土匪问题解决。另外,“一孩政策”能成功实施,也全赖这两个条件。中国人口政策成功,使中国人民生活质素三十年间得以大大提升,否则将如印度般,人口高速增长,妨碍人民生活水准的提升。

    农业、工业、教育、国防和科技亦因而得以急速发展。近年太空科技快速发展,发展“两弹一星”,研发核武、火箭、人造卫星技术和太空科技。教育亦有更全面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基建发展方面,大力扩展公路和铁路,建构五纵五横的交通网。凡此种种,全因强大的中央政府、庞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同时也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结合所带来的成果。

    “庄丰源案”是个教训

    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是别的国家难以模仿的,如解放军的救灾能力。每当发生天灾人祸,国家能即时动员大量解放军救灾,而一般国家难以短时间之内动员如此多的军队。解放军抢险救灾范畴广泛,不论天灾、人祸均随时候命。这跟解放军建军的思想哲理有关,作为人民军队,人民有需要,便有责任提供援助。

    各国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每一个国家都应根据国情找出最适合的道路,发展属於自己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不必模仿别人。同时,一切的制度、社会运动或革命,都应为国家人民服务,而非为一些所谓的原则服务。有些人推崇普世价值,把某些原则或价值绝对化,成为教条,如民主、法治。终审法院审理“庄丰源”一案,未有考虑基本法立法原意,最终根据字面法理判决,为了法理和原则而不顾後果,损害了香港市民的利益就是教训。胡锦涛提倡以人为本,邓小平提倡实用主义,反映任何制度和政策最重要是可行、有效,更应惠及人民。

     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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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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