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字德/霍无非

2013-03-06 04:25  来源:大公报

    作家用电脑写作、发稿是近十几年的事,过去都凭秃笔一杆、稿纸若干“码字儿”,痴心不改,“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用笔写作可不比用电脑便捷,因为全靠手写,横竖撇捺得一笔笔来,无论何种字体,都要求有扎实的书写底子,最好纸面工整洁净,钉是钉,铆是铆,字儿能让编辑和排字工人看得清楚,一目了然。曾有编辑和排字工人议论,说某某作家的字儿好,四四方方,一笔一画,看舒服,简直是享受。某某作家的字儿不好辨认,字潦草,看稿如受煎熬。这里原因有别,一是作者文化墨水少,像陈登科写《活人塘》,就因为识字不多,只好自造字或用符号代替,是编辑们费劲猜想,破译“密码”,帮助他修改完成了书稿。二就是写作习惯不好,书写马虎,较少为编、排人员工作方便而考虑。

    写作如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句句苦字字血。许多作家谋篇布局冥思苦想,遣词造句绞尽脑汁,倾注笔端也一丝不苟,把满篇好字当作尊重他人不可缺少的准则,是为典范。像叶圣陶笔耕一生,以身作则,誊写清楚才交稿。与鲁迅希望儿子“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不同,他是少数愿意把写作技能传授子女的作家,但要求先得学会做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成都,每到掌灯时,叶圣陶辅导子女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三兄妹写作,原稿经他点评修改,裁裁补补,水平大有提高,直至可上报刊版面。此时,叶圣陶不忘教育儿女∶“要想到别人”,交稿要字清晰。夫人胡墨林夫唱妇随,用毛笔把满是修改符号的草稿誊抄一遍,或投稿,或收藏。得益於父母的言传身教,子女继承父业及良好习惯,合集出版了《花萼与三叶》等,为文坛佳话。直到晚年,叶至善为妹妹叶至美看稿改稿,仍是亲手誊抄後才肯向报刊推荐。

    喝过洋墨水的林语堂,善用英文写作,除了少量使用英文打字机,多数是用笔写稿。他的写作习惯是将英文词句写在翻开的笔记本右页,留下左边一整页作修改的“注脚”用。修改方法也别具一格∶用粗深的彩笔,涂抹除之处,依次注明号码,在左边空白页按编号写上修改字句,这样的原稿不显潦乱,易於识别,极大减少了重抄的工作量。林语堂的精明,不单是写出了《京华烟云》、《啼笑皆非》等大量作品,也在於他善用巧劲,在文稿整洁好认的前提下,减去重复的劳动。

    来自山西黄土地的赵树理是“山药蛋”派作家的代表 人物,其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说农村事,讲农家话,语言、故事、人物土得掉渣儿,有鲜明浓郁的地域特点和时代风貌。赵树理写稿有“洁癖”,不但稿子乾净,也不愿别人在他稿上改动。一九四六年,写小说《福贵》和《催粮差》时进展缓慢,出於对情节人物的审慎把握,下笔犹豫不决,一天仅写一千多字,但一格一字,十分工整。同事问他为何这样,他说,要想到排字工人检字的困难。艰苦条件,最见真情。

    被誉为“神童作家”的刘绍棠,十三岁在报上登稿,十四岁就能靠稿费养活自己,供妹妹读书。他的《京门脸子》、《蒲柳人家》等一批清新自然,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品,展现了京东运河家乡的风情画面,为“荷花”派代表之一。刘绍棠从小练就打草稿的“童子功”,他的作品成稿要经过三道程序∶第一道用废纸画拉自己才看得懂的构思图语,第二道是将初稿写在白纸上并修改润色,第三道才把定稿文字整齐抄入格纸。若错了字,决不涂抹,写在另外的格纸,剪下贴在错字上,不露痕,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

    “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古代先贤崇尚文与德并重,两者不可偏废。对当代作家而言,虽然写作条件极大改善,但万变不离其宗,仍需具备良好的文德。像前辈那样为他人想,文通字正,亦为美德,值得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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