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抗命的四个迷惑/□杨 声

2013-03-08 04:25:02  来源:大公报

    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公开提出“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方案,一时间犹如重磅炸弹,在香港社会激起千层浪。日趋分裂、备受挫折的泛民阵营似乎瞬间找到了回魂的良药。近来,他们正在热烈讨论如何使用这个致命武器,使之释放出具有“核武效应”的社会威慑力。

    根据戴耀廷的“原创设计”,至少需要有10000人占领中环要道,而只有超过这个关键数目才可以达到让警力捉襟见肘,难於应对的效果,并最终导致政府日常工作陷於瘫痪,从而迫使中央和特区政府接受他们的“真普选”要求。

    本文的目的不在於深入探讨何谓“真普选”,而是要揭开公民抗命引发的有损香港繁荣稳定的四个迷惑。

    “新瓶旧酒”有损港声誉

    首先,“公民抗命”是典型的“新瓶装旧酒”。最早关於公民抗命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到了当代,公民抗命进化出更多的表现形式,例如拒绝交税、逃兵役,以及最为常见的静坐罢工罢市。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尽管“非暴力”,但肯定对香港这个喧嚷忙碌但秩序井然的城市造成滋扰,长远来说有损“亚洲的国家都市”声誉。

    “公民抗命”的概念最早由亨利.戴维.梭罗在1848年的著名论著《对公民政府的抵抗》(後更名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提出,对後世践行者影响深远。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是印度圣雄甘地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所以,公民抗命并非戴耀廷的心血结晶,他只是个盲目的模仿者而已。

    第二,“公民抗命”的意旨在於改善“良治”,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而非取缔政府。戴耀廷亦认同这一点并再三表白,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是违法的,但却是为了更崇高的目标力量∶社会正义。但是这个看法是有漏洞的。我们别忘了,“公民抗命”的祖师爷梭罗的身份虽然很多∶美国哲学家、史学家、诗人、废奴主义者,反抗苛税的义士等等,但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则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包括北美与欧洲等世界上众多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以至於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大师”埃玛.戈尔德曼都“尊称”梭罗为“美国最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

    所以说,公民抗命或许对改善“良治”有所裨益,但倘若从小规模的和平静坐衍生出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则会侵蚀香港人最珍惜和崇尚的法治精神,对香港良好的社会秩序造成破坏。而且,无论泛民阵营如何辩驳,他们口中的“正义”都无法与甘地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中所体现出的“正义”相提并论,他们要的不过是有利於一己政治利益的普选方案。公民抗命貌似“安静庄严”为正义,但不应该受到鼓励。任何违法行为,无论初衷好坏与否,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公民抗命如果受到纵容,任其发展,有可能沦为个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自我宣泄的工具。没有人愿意看到戴先生的追随者们,尤其是一些无辜青少年在参与这场看似“毫无风险”的政治游戏後锒铛入狱。

    或变成港版“少数人暴政”

    第三,此次“占领中环”的提议,极有可能劫持沉默的大多数,演变成香港版本的“少数人的暴政”。香港任何时候的民意调查结果,从未显示普选超越民生成为普罗大众的最迫切愿望。毕竟,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一人一票”是解决香港所有深层次问题的灵丹妙药。

    第四,尽管戴耀廷反覆强调,他所倡议的公民抗命将坚守“非暴力”的底线∶保持肃静心态,主动自首,接受执法部门惩罚;克制隐忍,不使用粗言秽语和肢体暴力。然而,在最近的一次对话中,香港最激进的社运分子“长毛”都质疑戴耀廷此举是否行得通,因为所谓的非暴力斗争,并不意味暴力不会发生,尤其是在持久的、面对面的对抗中。事实上,没有人能保证这场以和平拉开序幕的非法抗争,不会血腥收场。

    所以说,公民抗命的设计者和追随者在展开这场运动前,确实要三思而後行。笔者认为,对於不同政治光谱的政党,尤其是一些失去耐性甚至是理性的民主人士,当前最明智的做法,应当像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建议的那样,心平气和“坐下来谈”,以香港社会众多精英的集体智慧,必能推出一个各方认可的选举改革方案。

     本文摘译自英文《中国日报》香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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