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名机制绝非可有可无/□宋小庄

2013-03-12 04:25:03  来源:大公报

    

    图∶两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强调爱国爱港者治港。图为他看望港澳地区委员并参加座谈

    

    □民主选举本身就是一种筛选机制。对相当重要职务的选举,在选举前还可能设置提名的机制,把候选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便选举顺利进行。对此,二十多年前制定的香港基本法已有明确规定,到2017年以後普选行政长官时,基本法第45条第2款还有“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选产生”的要求。这些都反映中央政府为了香港的长治久安,对行政长官人选的慎重态度。

    两会期间,先後有中央官员重新对港人治港提出爱国爱港的要求。对此,香港媒体有很多评论。可惜从“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的观点看问题,有相当一部分评论似乎存在误区,值得评点一下。

    中央任命权具有实质性

    误区之一,以为爱国爱港是对普选行政长官的附加标准。其实,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已经提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他还提出,爱国者的标准还必须是“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由此观之,爱国爱港的标准无疑也就是港人治港的标准。

    治港的港人自然包括行政长官,但除了行政长官之外,应当包括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具有中国公民身份的主要法官以及立法会议员。诚然,爱国爱港的标准不但是行政长官的标准,也是上述香港特区重要人物的标准。这个标准并不是可有可无、时有时无的,而是邓小平提出港人治港时原来的标准,而不是只对行政长官的附加标准。

    误区之二,以为爱国爱港标准是对普选行政长官的筛选机制。这个误区是把资格监查、任免机制与普选行政长官的提名机制混淆起来了。即使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之前,

    对行政长官以及其他治港者,本来就应当设有资格审查机制,否则就满足不了香港基本法第104条宣誓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的要求。到2017年以後普选行政长官时,基本法第45条第2款还明确“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 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选”的要求,这是有别於普选前基本法附件一规定的行政长官的提名机制的。

    由於中央政府对行政长官的任命权是实质性的,任命权既包含不任命权,还伴随任命之後的罢免权在内。三者(资格审查、提名机制以及任免机制)构成中央对行政长官的主要监察制度,体现基本法第12条香港特区直辖中央政府的规定,也反映中央政府为了香港的长治久安,对行政长官人选的慎重态度。

    至於所谓筛选问题,试问那一个选举不是筛选,民主选举本身就是一种筛选机制。对相当重要职务的选举,在选举前还可能设置提名的机制,把候选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便选举的顺利进行。对此,20多年前制定的香港基本法已有明确的规定,香港社会没有必要再争论下去。

    爱国爱港是责任与义务

    误区之三,以为爱国爱港标准是邓小平提出的政治标准,在法律上找不到依据。这种提法既不符合中英联合声明,也不符合香港基本法。邓小平提出的港人治港原则,在中英联合声明的表述是“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机关由当地人组成”,在香港基本法的表述是“香港特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本法有关规定组成。”所谓本法的有关规定,就行政长官而言,包括了年龄、通常居住20年年限、无外国居留权以及国籍上的限制。

    众所周知,香港基本法第三章只规定了“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但香港的绝大多数居民还具有中国国籍,对香港的中国公民而言,到底有什麽权利义务呢?这是需要由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才能确定的事项。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和基本法是相辅相成的。但由於实行“一国两制”,宪法有关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的规定不在香港实施,但这并不等於宪法的其他条文也都不在香港实施。

    宪法在港实施不应忽略

    习近平最近讲到宪法的生命在於实施的命题,这应当可以包括宪法中有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对香港特区的中国公民(特别是身居特区要职的中国公民的实施),只不过因为“一国两制”而排除了部分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的实施而已。宪法是制定香港基本法的依据,宪法第31条是设立香港特区的依据,如果没有宪法(包括第31条以外的其他条文),也就没有香港基本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的全部条文对香港特区都具有法律效力,香港特区都应当尊重;宪法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以外的全部条文,不但对香港特区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可以在香港特区适用。

    换句话说,香港永久性和非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特别是身居特区要职的中国公民,不应当认为自己与宪法没有关系。宪法在香港特区的实施过去长期以来被忽略了,现在是应当重视起来的时候了。

    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不要求本国公民热爱自己的国家呢?既然中国宪法也有要求中国公民热爱自己的国家,那麽有关行政长官以及其他有国籍要求的政要务必符合爱国爱港的标准,就不仅仅是邓小平的政治标准,而且也是中国宪法的法律标准了。香港媒体所谓缺乏法律依据之说,可谓天方夜谭,河汉斯言。

    当代舆论称时评者为公共知识分子,应当对社会公共事务提出有理性的见解。作为时评者,笔者感到有义务对港人治港的爱国爱港标准进行解读。毋庸讳言,特区政府对此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区政府占有大量的公共资源和人才资源,根据香港基本法第48条第(2)项的规定,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都有执行基本法的职责,从广义来说,也都有实施宪法不属於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的条文的职责,对爱国爱港的标准,就不能作壁上观,淡然置之了。

    如果对於“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等重大的原则问题,中央和地方没有话语权,“一国两制”能够成功吗?

    

     作者为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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