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剧院∶凝固的爆炸/方 元

2013-03-12 04:25:03  来源:大公报

    

    图∶广州大剧院(摄影)/方 元

    

    百闻不如一见。第一眼见到广州大剧院,立即感到“视觉的冲击”――用艺术外行人的话说,就是“被人在眼上打了一拳”。大剧院由著名的英国建筑师哈迪德(Zaha Hadid)设计。它的造型让我想到一部电影的名字∶“疯狂的石头”。英国《金融时报》说它像“天外来物”,大概想把它比喻为陨石。其实,大剧院有一个颇为诗意的官方绰号,叫作“圆润双砾”,“寓意一对被珠江水冲刷而成的石头”。

    官方编写的《广州大剧院》对哈迪德给予完全正面的高度评价。在令人窒息的赞美词中,有些话让我特别有共鸣∶“她的作品诡异多端┅┅被誉为建筑界的‘时尚女魔头’”,“她设计的那些近乎爆炸碎片的大小建筑,像狂飙一样扫过城市,如今世界上找不到一位可以狂过哈迪德的男帅女将。”看来,被打肿眼的不只我一个。不过,有人喊痛,有人喊∶“打得好!”

    晕眩的效果

    歌剧院建筑应该是“凝固的音乐”,还是“凝固的爆炸”?对於这个被视为大是大非的艺术问题,广州大剧院的业主不会没考虑过。不过,当业主看到设计方案“圆润”的外表时,大概没想到“爆炸”发生在“双砾”的内部∶倾斜的柱子、俯冲的墙壁、飞走的天花在挣脱地心引力,不规则的“几何碎片”四处飞散,空间忽上忽下地“流动”┅┅难怪有位长者问大剧院的工程负责人∶“怎麽在这里会觉得晕呢?”

    那位长者的感觉正是哈迪德想要的“艺术效果”。她故意制造一种违反常理的视觉空间∶倾斜的墙是为了扮演“反引力视觉物理”,让人感到失重;不规则的空间是为了造成“多点复合透视”,令人产生错觉。她的设计不单超出了普通人的审美能力和生活常识,即使大剧院的工程负责人也难以讲清楚建筑的设计理念∶“对於哈迪德来说,越难理解,越难接受的即是她的风格与特色。”

    哈迪德名气之大,以致让人不敢质疑她的设计,因为提出质疑的人会被当作看不见“皇帝新衣”的蠢人。不过,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对哈迪德的赞美是出於我们真的能理解欣赏她的建筑,还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讲的“大师名气的崇拜”?一位美国建筑评论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很像上世纪初的意大利或二十年代的俄国,他们对新式东西的信仰,是因为对自己的相对落後感到不安。”

    历史与记忆

    哈迪德很少把自己的抽象设计与令人愉快的实物作类比,“圆润双砾”是少见的一例。但如果仅把它看作是为了迎合中国人的文化,那麽可能会忽略哈迪德个人的文化背景。哈迪德出生在巴格达一个富有的、有政治抱负的家庭,後来移居到伦敦。她曾说∶“我非常怀念伊拉克。那永恒的大河风景,在土地、水和野生物之间令人惊奇地流动?,繁衍出建筑和人群。”也许,当哈迪德站在珠江边,为大剧院勾画草图时,故乡的底格里斯河正冲刷她内心那块布满记忆皱纹的石头。

    当“圆润双砾”让广州人憧憬未来的时候,哈迪德在向历史致敬。哈迪德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英国学习建筑,但她的建筑理念和创意源自上世纪一十年代的俄国。她把俄国前卫派几何抽象画家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奉为精神导师,把他的美学思想应用在建筑渲染图和建筑设计上,创造出独特的个人风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俄国的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在中国已被抛弃之後,它的艺术形式被一个西方建筑师带回中国,她用马列维奇的“新现实主义”取代了梁思成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艺术与技术

    建筑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哈迪德是创造奇形怪状的高手,但她与福斯特(Norman Foster)那类英式“高技派”建筑师不同,她对工业化技术不感兴趣。她的建筑不是艺术与技术结合的产物,而是艺术与技术对抗的结果,因此她的建筑存在施工难、造价高等问题。广州大剧院自然也不例外。当记者问哈迪德∶“施工单位认为设计太复杂,导致施工比较困难,因而出现纰漏。身为设计者,你怎麽看待这样的问题?”她推得一乾二净∶“我觉得施工是工程师的工作┅┅如果他们不能完成,那麽他们应该找人帮忙。”

    事实上,这是哈迪德不可推卸的责任。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应考虑到当时当地的施工技术水平。当施工中出现技术问题时,如果建筑师能及时地与技术人员沟通,做出适当的设计调整或技术改进,那麽那些纰漏是可以减少或避免,并可以降低造价。其实,哈迪德更像艺术家,而不是建筑师。两者的分别是∶建筑师更关心业主的要求,艺术家更关心自己的要求。

    当夜幕把纰漏和疑问都隐去的时候,大剧院在灯光的伴奏下,漂浮在夜空,变成闪闪发光的钻石。夜幕和光芒掩盖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些反常规的、多花了许多人民币的蹊跷设计其实与歌剧艺术无关,与实用功能无关,与表演效果无关,与观赏质素也无关。唯一有关的是哈迪德个人的艺术,她才是大剧院的主角。

    从卡迪夫到广州

    外国评论认为,广州大剧院是哈迪德事业的突破点。他们深感遗憾的是,这个突破点的荣誉本应在十五年前由英国人得到。一九九四年,哈迪德在英国卡迪夫赢得歌剧院国际 设计竞赛。当人们以为这将是她打破宿命的突破点时,英国人再次上演了“叶公好龙”∶卡迪夫政府以哈迪德的设计存在工程和财务风险为由,拒绝了她的设计方案。

    《纽约时报》说,哈迪德在卡迪夫受到“毁灭性打击”。卡迪夫政府对她缺乏信心不是没有理由。哈迪德过去在国际竞赛中多次获奖,但那些设计方案只停留在纸上,从未建成,因此她被称作“纸上建筑师”。她的第一座付诸实施的建筑是一九九三年在德国边境建成的“维特拉消防站”。虽然评论界对这座“凝固的爆炸”啧啧称奇,但由於建筑设计不符合消防站的实用功能,只好把它改作椅子陈列馆。然而,她的设计越不实用,被拒绝的次数越多,她的名气反而越大,艺术地位越高。这种奇怪现象恰恰是艺术名利场的运作模式。

    当人们以为这位建筑明星的梦将永远埋葬在卡迪夫时,她的梦想在广州变成了现实。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花不尽的不心疼的公帑,让西方那些难以在自己国家施展拳脚的建筑师来中国实现他们的痴心妄想。不过,中国人别指望会因此得到他们的感谢。尽管广州大剧院解救了一个遭“毁灭性打击”的建筑师,但《纽约时报》的说法是∶哈迪德“解救了一个垂危的城市环境”。

    其实不必争论谁解救谁,这是中国的经济资本与西方的文化品牌各取所需的双赢结果。英国《独立报》有篇评论说,哈迪德的关键思想是∶“把常规的现代形式打碎,然後把这些不规则的碎片用新的方式重新拼合起来。”广州大剧院这块“石头”究竟打碎了什麽,将用什麽新方式把砸碎的东西拼合起来?经过时间长河的冲刷之後,我们就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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