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社会放权彰显执政自信/本报记者 郑曼玲

2013-03-14 04:25:01  来源:大公报

    继日前国务院公布的“大部制”方案提出“向社会放权”的诸多举措後,民政部部长李立国13日又在记者会上透露,未来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的范围、步伐、力度将加大加快。这一切印证了学界对政治体制改革形势的研判──当局对待社会组织的态度,已经从原来的管制为主,开始转向培育和鼓励为主,而未来30年改革的重心将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

    毋庸讳言,民间组织在中国的成长路途并不平坦。改革开放前,中国奉行的是政治上高度一元化的组织和领导体制,公与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几乎完全合为一体,这种政治背景下,当局对於社会组织的合法认同性很低,不少人甚至认为,“市民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则意味与政府的对立。

    而随30多年来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改变,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不可阻挡地在中国成长起来。当局也日益意识到,社会事务逐渐繁杂,倘若事无钜细交由政府管理,不仅不堪重负,而且也无能为力,并不符合社会民主治理的根本方向。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转变,体现在管理模式上,就是从堵到疏、从简单的禁止到适度的放开,政府不断转变角色和职能,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公共管理。尤其在“十二五”规划中,当局特辟专章提出要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自此,社会管理创新引起了空前关注和广泛讨论。

    而今,承载厚望的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方案又大刀阔斧地提出,将对社会组织“松绑”,并加快将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向社会转移,采取积极措施引导中国公民社会健康成长。这些举措,不仅从国家政策层面上为NGO的长期隐晦不明的角色正名,让敏感话题正式“脱敏”,更重要的是,彰显出当局顺应时代潮流、发展民主政治的执政自信。

    历史经验表明,“弱组织社会”或“欠组织社会”尽管表面很稳定,但由於缺乏多元的群体组织,缺乏分散的公众情绪、公共压力排解渠道,极易引发不稳;而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正好能够有效增加社会沟通,合理进行利益和诉求整合,培养社会公信和自律机制,防止社会矛盾扩大化。

    当然,向社会“放权”也绝不能一放了之,政府只在旁做个“甩手掌柜”。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是一体之两翼,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良好的社会治理而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必须看到,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在中国远未定型和成熟。正因为如此,更需要政府加大服务、扶持、引导力度,努力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锻炼和提高公民的自治能力。我们欣喜地看到,承认社会组织合法地位、扩大公民有序自治,在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伴随这一重大政策转向,相信未来对公民社会的资源供给会明显改善,政府资助、服务转包和社会资助也将显著增加。这一切,十分值得期待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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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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