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选之忧并非子虚乌有\□郑赤琰

2013-04-09 04:25:03  来源:大公报

    把普选权与候选权捆绑在一起,是否明智?因为普选权涉及选民与候选人两种不同职责的权利,而候选人的职责不单是参选权利这麽单纯,还涉及当选後的职权,涉及各方利益。因此在讨论人权与选举制度的关系时,须把候选人的人权与选民人权加以区分。前者被视为是“职责基础”的人权,後者则是“权利基础”的人权。前者因为涉及的职责重大,条件要求也往往严苛!这与公共利益与公共安全有密切关系。

    根据香港的特殊情况,排除选出一个在“爱国爱港”条件上不合格的人当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首长,不但不是假设性的问题,而且还是显性与潜性的现实问题。任何防范立法或设置限制条件,若没有现实性基础,便有藉此作出政治打压之嫌,会受人诟病。反之,不够理想,但可以理解和情有可原。

    强调香港特首选举须要具备“爱国爱港”条件的候选人才能参选的限制,是否有违人权大章第25条B项的问题。根据《基本法》第39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可以完全不考虑联合国的人权大章。尤有甚者,美国也制订了自开国以来所未有的“爱国者法”,目的是以此“爱国者法”来加强防范“恐怖主义者”,这个“爱国者法”给予执法者更多方便去反恐,不必绑手绑脚,被“恐怖主义者”钻法律空子。

    接美国之後,全世界立即跟风,不管国内有无“恐怖组织”,都纷纷效法美国制订“反恐”条例,尤其是国内有“分离主义者”组织采用暴力手段杀害无辜平民的,也都以“反恐法”加以正法。

    面对这种国际的“恐怖主义组织”与“反恐立法”的普遍实况,联合国的人权观察员也不断表示担心“反恐法”的执行有损人权的趋向,同时也发现很多国家更利用其国家的“移民法”把关,将各种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以“反恐”之名,挡住不让入境,或加以短暂拘审。更令人感到束手无策的是“国家安全”与“人权”彼此不能兼顾的险象频生,徒呼奈何。

    实际的例子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於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适用”两字已指明∶只有“适用”的有关规定才会继续有效,换言之原来已在97年之前的政府宣明不适用的有关条文,也是继续保留其“不适用”。至於有关规定何时可转为适用?不会是自动生效,而须要另行修改《基本法》才能改变。

    区分各种不同权利

    至於有法律学者辩称∶港英殖民地统治时代,因为没有实行“普选”特首,因而英廷宣布人权法第25条B项不适用於港。如今若2017年实行普选,这条便可自动生效,否则便违人权法。这个辩解很勉强,以法律观点去看,过去宣明第25条不适用已属违反人权法,当时不追究,可说是殖民地的特殊政治条件所使然,因为一旦第25条也适用於英国或其他帝国统治的殖民地,殖民地人民便大可用这条人权法取得普选,殖民地人民的自决权也就立即水到渠成,它们独立建国也就不在话下。因此此条文不适用於殖民地的考虑,不是有无普选的问题,而是担心有了这条後殖民地会藉此取得独立建国机会,这才是真正不适用的原因!既是如此犯了人权法在前,港人可以忍受,为什麽主权易手後就执著不忍让呢!

    把普选权与候选权捆绑一起,是否明智?大有商榷之处。因为普选权涉及选民与候选人两种不同职责的权利,选民的职责只在投票(有的国家还立法强制投票,否则被当不履行职责而会加予种种不同的惩罚),这纯属“权利基础”的人权(Rights-based Human Rights),而候选人的职责不单是其参选权利这麽单纯的权利,还涉及当选後接而来的职权涉及的各方利益。尤其像一些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高危的国家,如以色列、土耳其、黎巴嫩、印度等等,其国家行政首长的职责绝非一个选民及其纯粹投票的职责可比。因此在讨论人权大章与选举制度的关系时,把候选人的人权与选民人权加以区分,前者被视为“职责基础”的人权(Duty-based Human Rights),後者则是“权利基础”的人权。前者因为涉及的职责重大,条件要求也往往严苛!这与公共利益与公共安全有密切关系。

    “有条件”并非不民主

    由此看来,为了争取毫无约束条件的候选人权利,而不惜和选民权利绑在一起,只有无条件限制的候选权利才算得上“真普选”,否则便是“假普选”,便不惜一切代价斗争到底。这是否明智?值得港人公开讨论。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九七主权回归谈判,中英两国便在会议上触及非常棘手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麻烦是港府当时两位高官锺士元和邓莲茹代表港人前去向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邓小平陈情,说是有三百七十万人手持“英属土公民”(BDTC)的国籍身份,说他们接受不了这个政权转手,怕不能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制管治,因此他们要求邓小平再考虑是否要收回香港的问题,并表达意愿,最好能延长1997的期限多几十年。邓小平闻言後,对两人说出了“孤臣孽子”的话,会面不欢而散。邓小平最後还是找到了一个“过渡”的方案,给予香港“五十年不变”“港人治港”“一国两制”的三大方针。目的是以“五十年”的时间去换取两地政治、社会、文化求同存异的空间,以继续维持香港的安定与繁荣。为了也能在经济上缩小两地的差距,邓还特别在香港周边的内陆成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即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可见其实事求是,用心良苦,体谅香港实情的态度。

    爱国爱港是项义务

    可是97回归後,十六年来的政治动态从几个重大事件去观察,件件都加深两地互信危机,举其大者,有反第二十三条立法的五十万人示威游行,有连年不停的游行,而且还有愈来愈有失控的趋势,和庆祝回归的官方和民间庆祝大相迳庭;有司法问题一旦触及中央释法,便有如司法独立大难临头,有谁敢采用《基本法》为中央辩护,便会受到严词批判;有“五区公投”藉以进逼早日实行双普选;把立法会无法取得早日完成双普选的立法,诿过於中央;有反国民教育运动,指特区政府奉命对港学生展开“洗脑”教育;有民主党领袖和中联办官员交流政改方案,被指出卖民主,将2012选举大肆宣传为抗共的选举,反对出卖民主的选举;最近则有计划搞“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运动,目的是对中央施压要求给予早日双普选;还有在最近游行中有人高举英国旗,数度出现,愈来愈多。所有这些事件,不是愈来愈少,而是愈来愈多与频密。再加上立会选举已出现亲中与反中的宣传口号,形成两极化,批判的宣传浓重。站在中央的角度,很不是味道,可以从历次中央官员口中的评述,清楚听到。因此日前乔晓阳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对三十多位港方立法议员说出特首候选人须经“提名委员会”评断是否具备“爱国爱港”的条件,正是反映了香港仍存在原有体质不变的忧虑。

    在《基本法》条文中,可以找到不少特区行政首长选举对候选人会有条件限制的规定,除了一般的条件如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外(年满四十四岁,在港通常居住连续满二十年,并在外国无居留权等),还特别说明要“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才能担任。所指的“永久性居民”是在港建立“通常居住”,即一般说的“家在香港”,既已有家在港,“爱港”该是通例,不爱港是特例。“公民”爱国也是普世的要求,因为国家给予公民权利也都要公民尽义务,爱国之说也不过如此尽公民义务。至於义务的要求很多国家都包括服兵役,战时要卫国保民,平时要爱护公物公家财物,等等。因此对所指的“爱国爱港”要以平常心去看待,不必神经过敏!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前政治系主任、华人学术网络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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