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白先勇对谈华文文学

2013-04-18 04:25:03  来源:大公报

    

      图:李欧梵(左起)、潘耀明、王蒙、白先勇、郑培凯和许子东在讲座中/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供图

    

      【本报讯】记者李梦报道:逢二十五周年纪念,香港作家联会请来王蒙和白先勇两人,前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讲座,以“全球化下华文文学的地位”为题,分享各自对中文写作现状的见解。

      王蒙说,文学在当下并算不上热门话题,尤其是在网络等新媒介的冲击下,“认真读《红楼梦》的人少了,看《红楼梦》电视剧的人多了。”白先勇也觉得,经典文学一旦被翻拍成电影电视剧,受众一下子便多起来。“Jane Austen的小说原本少有人读,后来拍成电影,忽然流行起来。”从这种角度看,文学与电影之间也是互相辅助互相承载的,“有互助”。

      文学电影相辅相成

      更进一步讲,电影根据文学名着改编,那文学作品反过来亦可受到电影创作手法的影响。讲座嘉宾李欧梵提到一个例子,说大卫.米切尔小说《云图》以六段故事拼贴而成的叙事方式,便得益于电影叙事。

      虽然现在看书的人少了,地铁里抬眼望望都是低头看手机 的人,但王蒙和白先勇两人都对华文文学的发展不感到悲观。白先勇说,他受不了用iPad看小说,“看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是纸质书好,“单摸一摸那纸就觉得有感觉”。王蒙也认为,纸质书不会消亡,文学不会消亡,因为“人的思维终归难以离开语言”。

      王蒙还说,在信息氾滥的当下,当信息的获取变得愈发便捷舒适,人们的认知也不免随之肤浅化,甚至“白痴化”。“你说我们读唐诗宋词,只是为了获取信息吗?”王蒙说:“经典文学作品的存在,就是为了遏制白痴化的趋势”。而且,在白先勇看来,经典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小众的。“李白和杜甫的诗,在当时,有多少人读呢?”讲座嘉宾许子东数年前听过白先勇一场讲座,他特别记得白先勇讲过一句话,“百年中文,内忧外患”。外患,指英文等外语语种对中文的影响,内忧则是作为华文文学写作者,自感维护汉语纯净之责重大。

      对写作者来说,周遭环境对其写作内容和风格也不乏影响。王蒙羡慕白先勇的“淡定”,说内地文坛“忒热闹”,“作家们屁股后面都好像有条狗在追,狗的名字叫‘创新’”。若果觉得还不够热闹,就弄出些“作家富豪排行榜”之类的东西。王蒙曾两次上榜,第二次上榜后不久,他的寓所遭窃,两瓶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茅台和郑愁予送的金门高粱酒都不见了踪影。王蒙曾任文化部部长,但做了三年半就辞官离任,因他原本想成为“政府和作家间的桥樑”,但后来发现“过河拆桥”这样的事儿也蛮吓人。

      王蒙“政人从文”

      常有人问王蒙,文人从政有何感想?王蒙说,“我不是文人从政,是政人从文”。原来,他十一岁时便加入当时北平地下党,十八岁就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了副团长。白先勇的成长环境与政治也有脱不开的关联,其父白崇禧曾任国民党将军,他打小“见过很多人”,这些品貌性格迥异的人也或多或少影响了他后来的写作。白先勇笑称中国文人大多“人格分裂”,像欧阳修和苏轼,既做得官,又能写出一手好文章。王蒙则打趣,他自己又做官又做文,不是分裂人格,是“整合人格”。

      提及香港,白先勇说这座城市是“写小说的最好的地方”,因他从五十年代初到香港,之后半个多世纪数度来往停留,眼见了香港过往的“史诗(epic)般的发展”以及出版自由政策一直以来的运行无阻。“希望有一天,这里会蹦出一个大天才。”白先勇说。

      王蒙则觉得,出版自由无疑有助鼓励好作品的诞生,但这并不代表有了出版自由就一定能有好作品。“你说俄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文学繁荣是因为沙皇的政策鼓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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