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法官在与《基本法》磨合中增强了国家意识

2013-04-24 04:25:02  来源:大公报

      清华大学王振民教授2005年5月曾写过一篇题为《“英国入盟”与“香港回归”──“主权革命”带来的宪制变革和法制嬗变》的文章,该文指出,1972年英国放弃部分主权而加入欧洲共同体,欧洲大陆国家实行的是大陆法系;1997年7月中国恢復对香港行使主权,而中国法制具有大陆法系特徵。英国和香港都因“主权革命”发生了法制的变化。英国“入盟”后有了某种程度的成文“宪法”《罗马条约》和1972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欧共体法》,英国法律界不得不承认欧盟通过的法律高于本地立法;香港则必须承认《基本法》效力高于香港所有其他法律。英国和香港都由各自的“中央”(欧盟法院和中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制性法律(《罗马条约》、《欧共体法》和《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两地的法院对新的宪制性法律都没有最终的解释权。英国法院对欧洲法院关于《罗马公约》即欧共体法律的解释必须执行,香港对人大释法也必须遵守。英国着名法官丹宁勋爵谈到这一变化时说,“我们一定要採用新方法。正像所谓‘入国问禁、入乡问俗’,在欧洲共同体中,我们就应该按照欧洲法院的方式行事。”(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第24至25页法律出版社)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尽管道路崎岖不平,香港终审法院正在一步一步地适应《基本法》带来的大陆法系思维方式,理解尊重全国人大立法的权威性,理解并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的权威性。

      马维锟案

      1997年7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诉马维锟》案中,被告人提出临时立法会不是按照《基本法》成立的合法的立法机关,由它制定的法律因而是无效的。临时立法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决定设立的,显然这是一种国家行为,特区法院是没有管辖权的。受理此案的特区高等法院上诉庭法官陈兆恺、黎守律、马天敏在本案判词中接受了代表政府出庭的律政专员冯华健的论点:香港法院作为地区性法院,无权审查或推翻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这些主权机关的行为。因此,如果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是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而成立的,那么香港法院便无权质疑它的合法性。

      这份判决尊重了全国人大的权威性,也遵循了《基本法》关于特区法院无权管辖国家行为的规定。

      吴嘉玲案

      1999年1月29日香港终审法院法官李国能、列显伦、沈澄、包致金、梅师贤在《吴嘉玲诉入境事务处处长》的判决中,肯定了临时立法会的合法性,认为它的成立是符合1990年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也没有违反《基本法》。但他们认为高等法院上诉庭在《马维锟案》中关于香港法院无权审查全国人大的国家行为的看法是错误的,香港法院不但依据《基本法》有权审查立法会的立法行为,而且还有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权力,甚至可以宣布后者的有关行为无效。

      2月24日特区政府向终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它就1月29日《吴嘉玲案》的判词中涉及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部分作出“澄清”。2月26日终审法院就它在《吴嘉玲案》的判词颁布了补充性的判词,指出它无意“质疑人大常委会根据第158条所具有解释《基本法》的权力”,也没有质疑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条文和《基本法》所规定的程式列使任何权力。以英美法系重视字面含义解释的思维方式来看,终审法院没有明确说明它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行为没有审查管辖的权力;但以大陆法系重视法律目的、精神的思维方式来看,判词透露终审法院是不再坚持原来有权审查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为的立场。否则就无必要补充判词。

      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6月26日就《基本法》第22条第4款和第24条关于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规定作出解释。指出终审法院《吴嘉玲案》的判词对《基本法》的有关条款作出的解释,既不符合立法原意,又没有按照《基本法》关于涉及中央管理事务和中央与香港特区关系时应提请人大常委会释法;指出本解释不推翻终审法院1月29日的判决,但自本解释公布之后香港法院应以本解释为准去审理相关案件。

      刘港榕案

      1999年12月3日香港终审法院在《刘港榕案》的判词中对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6月26日的释法正式表态。它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人大常委会有权在案件诉讼以外的情况下颁布关于《基本法》个别条文的解释,也就是说,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不受香港终审法院是否提请释法的限制,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拥有主动的解释权。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6月26日的释法对特区法院是有拘束力的。经过一番曲折,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主动性的解释权获得香港司法界的确认。

      刚果金案

      2011年6月8日香港终审法院决定将一宗美国基金公司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追讨约8亿港元的案件,提请人大常委会就事件是否涉及国家行为、刚果金政府旗下公司是否拥有绝对外交豁免权进行释法,因为根据《基本法》规定,国家行为是中央权力范围,香港法院没有管辖权。这是回归以来特区法院首次由特区法院主动提请释法。终审法院后来根据人大常委会的释法作出了判决。

      2013年3月25日终审法院就外佣居港权案作出终审判决,马道立等5位法官在一纸判决政府胜诉的同时,也拒绝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不提请释法的理由是《基本法》条文规定明确,不需要提请释法。从终审法院关于“吴嘉玲案”的判词中可知,1998年时为资深大律师的马道立在担任入境事务处处长代表人出庭聆讯时“已不再坚持政府较早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诉马维锟一案所持的立场(即:特区法院无权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行为。──笔者註)他实际上同意特区法院拥有我等所述之司法管辖权去审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并且同意该案在这方面的判决与我等所述之立场有抵触之处,实属错误。”而2013年4月8日马道立先生应邀出席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普通法系列讲座,以“解释香港宪法之我见”发表演说。则重申在《基本法》规定下,法院必须跟从人大释法。他指出,在《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下,香港法院必定要跟从人大对《基本法》条文作出的解释,不能当条文不存在,即使其解释是如何荒谬或不公平。(《明报》2013年4月9日)

      马道立先生既然说“香港法院必定要跟从人大对《基本法》条文作出的解释,不能当条文不存在,即使其解释是如何荒谬或不公平”,表明他放弃了1998年在“吴嘉玲案”中认为香港法院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行为的立场。综上所述,香港特区法院回归以来逐步习惯把大陆法系的思维方式和英美法系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理解《基本法》,逐步加深了《基本法》关于“国家行为”规定的理解,从而尊重和接受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行为(包括立法解释)。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只要秉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就能确保“一国两制”的成功。

       (文章转载自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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