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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政治与魔幻写实

2013-05-03 04:25:02  来源:大公报

      图:塔维安尼兄弟被誉为“电影文学家”

    

      塔维安尼兄弟(Paolo and Vittorio Taviani)的导演作品,虽不乏文学改编,但他们也有佳作出自原创剧本,有时从原创作品更能见到他们对政治、歷史或电影艺术的取向。他们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道,与伊文斯(Joris Ivens)合导纪录片,已看得出他们有左倾的政治取向。但与同一时间出道的导演,如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柏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奥米(Ermanno Olmi)及贝洛奇奥(Marco Bellocchio)相比,塔维安尼兄弟作品的政治性没那么明显,甚至相对上反动。

      一九七四年的电影《阿隆桑芳》(Allosanfan),片名为一个小角色的名字,出自《马赛曲》(La Marseillaise)第一句(Allons enfants,来吧孩子)。故事发生在一八一六年(不是“电影节发烧友”节目介绍说的一八六一年),拿破仑倒台,意大利昔日的王权势力復辟,革命党人被追捕。马斯杜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饰演的Fulvio本为富家子,为追随拿破仑离家,被捕后不肯透露首领行踪,当权者于是将他释放,胡扯他已泄密,从而打乱革命馀党的团结。但Fulvio又真的打算放弃革命,想与一别多年的家人重聚,并领回与革命战友所生、匿藏于乡间的儿子。即使Fulvio的家人,甚至Fulvio自己不断出卖他们,旧战友仍不断把他拉回革命行列,策划在西西里岛(Sicilia)煽动农民起义。岂料农民把他们当成瘟神,将他们乱棍打死,包括临阵退缩的Fulvio。

      与其说这是一部关于革命的电影,不如说是反革命的电影。欧洲极左的恐怖活动,逐渐蔓延至意大利,亦渐趋血腥。虽然贝托鲁奇及贝洛奇奥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品,甚至远在日本的若松孝二及吉田喜重,都有对狂热的革命分子予以嘲讽及谴责,但《阿隆桑芳》就对革命本身也持有怀疑,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可说是不合时势。Fulvio的战友行动鲁莽只是其次,而是革命根本与人伦亲情为敌,战友不但阻止Fulvio和家人团聚,就连Fulvio孩子的母亲,也不把孩子当一回事,革命最重要。如果导演真的要藉《阿隆桑芳》借古讽今,他们明确地对革命投了反对票。

      知识就是革命

      觉得《我父我主》(Padre Padrone)是一部政治电影的论者不少,主人公的“革命”并不是拿起武器,而是以知识及文化,和父权及贫穷对抗。电影改编自Gavino Ledda的自传,他也在电影的开始及结尾亮相。电影史上,恐怕没有几多作品,会在第一场便如此震撼。二战后的意大利,虽推行强迫教育,但在乡下根本难以执行。Gavino生于萨丁利亚岛(Sardinia),父亲是牧羊人,影片第一场,就是父亲跑到学校,在师生面前把六岁的Gavino带走,逼他去看羊。

      这一情节已够赚人热泪,但导演的好戏在后头。父亲听到孩子嘲笑Gavino,回头喝骂他们“明天轮到你们”。我们听到孩子们的心声:“千万不要”、“最好叫弟弟去看羊”、“我很怕”、“求求主,快杀死爸爸”,心声合成很大的噪音。评论说“你不会看过,甚至听过像《我父我主》的电影”,一语中的。Gavino在山上留到二十岁,期间他没读过书,也没学过意大利语,只会说方言。后来他出城去当兵,才发觉世界之大,急起直追,成为语言学教授,并写成这部自传。

      除了把心声混成噪音,塔维安尼兄弟对声响及音乐的运用也有一手。Gavino的牧羊世界里,完全没有音乐,甚至连山歌都没。Gavino初上山,最恐怖的不是黑暗,而是大自然的声响,包括风的狂啸,动物的嚎叫。音乐也代表解放的力量,有艺人过路,以手风琴演奏圆舞曲大王史特劳斯(Johann Strauss)的《蝙蝠》(Die Fledermaus)序曲,是Gavino第一次接触音乐,成为他追求自由的动力。他遵从父亲,在军队学无线电,回家后仍未下决心脱离父亲的魔掌。最后他在父亲用餐之时,开收音机听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的《单簧管协奏曲》(Clarinet Concerto),便成了父子的最终角力,父亲?他关掉音乐,他不愿,父亲便把收音机扔进水。Gavino动手反抗,最终把父亲收服。

      《我父我主》不但是塔维安尼兄弟的成名作及代表作,也不幸地成为他们难以超越的巅峰,他们也不甘重复自己。老实说,再拍一部玩弄声效,或讲意大利乡村的电影有多难?几年后就有奥米的《木屐树》(Tree of the Wooden Clogs)。塔维安尼兄弟作品成就最接近《我父我主》的,莫过于一九八二年的《圣罗兰素之夜》(Night of the Shooting Stars),故事及剧本都为原创。

      向罗西里尼致敬

      塔维安尼兄弟视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游击队》(Paisan)为他们观影的开窍作品。《圣罗兰素之夜》与《游击队》的歷史背景一样,都是在二战末期,法西斯虽被推翻,但纳粹德军旋即佔领意大利,和挥军北上的美军顽抗,意大利人民夹在中间,害怕美军未到,便被德军或法西斯馀党拿来陪葬。活在现代的妇人,在圣罗兰素之夜,向小女儿忆述数十年前同一晚的故事,妇人当时只是六岁小女孩。德军讹称为了市民安全,?他们躲入教堂。老伯不信,漏夜带同愿意跟随的市民偷走。但要走去哪又不知道,在郊外乱走,和法西斯馀孽在麦田激战后,才于圣罗兰素之夜逃到安全的地方。一觉醒来,美军已把城市光復,而德军的确把仍留在教堂的市民杀光。

      《圣》片最为人津津乐道,是其“魔幻写实”(magic realism)的情节,例如有一位来自西西里的妇人,一听见美军有一兵团是由西西里人组成,便不顾危险离开大队。她“见到”一群西西里人向她热情问好,实质是她死前的幻觉,她被德军枪杀,这一段和应了《游击队》于西西里岛发生的第一个故事。麦田激战,则和《游击队》最后一个发生于北部的波河(River Po)的故事,反法西斯游击队被俘虏之后被处决互相唿应。麦田激战还有一处奇想场面,给我们讲故事的小女孩,快要被法西斯枪杀,她紧闭双眼念“咒语”,麦田即变成古希腊战场,想杀她的法西斯被古希腊士兵万矛穿心。她有此联想,因为爷爷常给她说希腊神话的故事。

      常说塔维安尼兄弟在《圣》片的狂想片段,为罗西里尼的新写实主义加入魔幻写实的元素,他们往后的作品有时会出现幻想情节,但偶一为之的奇想或狂想,是否去到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那种魔幻写实的层次,要另作别论。这种论调不但为塔维安尼兄弟留下不当的标籤,同时也有点曲解魔幻写实,并低估了电影一贯的幻想力。塔维安尼兄弟的《我父我主》及《圣罗兰素之夜》以外的作品曝光不足是不争事实,但是否完全被低估就见仁见智,惟望他们能延续《凯撒必死》(Caesar Must Die)的实验精神,为今天的观众提供回顾旧作的诱因。

     (下)

      (编者按:上篇误把《圣米迦勒的雄鸡》的英文片名,错写为《Allonsanfan》,应为《St. Michael Had a Rooster》。)

    文:刘伟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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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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