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先生二三事\虞非子

2013-05-08 04:25:01  来源:大公报

      图:吴江和他的冷石斋书房(网上图片)

    

      孤悬一剑字几行,

      笔底风云何处藏。

      千古是非公道在,

      萧萧独坐又秋凉。

      二○○八年,吴江先生将这首《无题》书赠予我,那内含“冷石”筋骨的笔触道出了先生晚年的心境。展读之初,心中不由一凛──真是感觉苍凉,而这苍凉似乎又是“独立自由之意志”者必然要面对的……

      吴老的这首诗写于二○○三年,后收录在二○一二年初面世的《吴江别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在赠予我的那本书的环衬上,吴老这样写道:“这大概是最后一本集子了……”接?,春节前夕,先生又电话我说:“我已经九十五岁了,写不动了……”话,说得坦然,且声音也是一如既往的中气很足,因此我想吴老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停笔的。此后还有过几次通话,我虽绝口不提稿件的事,但对于他的新作依然抱有期待;后许久不见他来电,心里不免时常惦念,也打过电话,他家人说吴老住院了,我也以为还是例行体检,住上几天便会回家;再后来……十一月十三日,吴老走了──现在想来,吴老春节前的那通电话其实是在向他的编辑和读者道别。

      吴老仙逝,虽说也是自然规律,仍令人难免伤感。但我想,对生死看得明白的吴老一定是坦然离去的。

      早在二○○七年,吴老便曾撰文《人的生死观──病中随想》,说“人在死亡面前无任何特权。生而无憾,死亦坦然──人生之愿足矣”。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终定稿者,吴老常言,能有这一重大事功,此生足矣!而完稿于二○一一年十一月的《谈“实践的思想路线”──兼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在我看来,更是为“这一重大事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因此他的离去一定是坦然的。

      在《谈“实践的思想路线”》这篇长文中,吴老指出,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也分两种:“一种是遵循实践的思想路线的‘坚持’,一种是遵循‘凡是’的思想路线的‘坚持’。邓小平显然属于前者。”(见《吴江别集》)这令人想起一九七九年理论工作务虚会闭幕前夕,胡耀邦在家中对吴江讲过的一段话:“小平的报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重要意义,但确实要把解放思想、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今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上面,即将思想路线和四项原则割断开来,或对立起来,弄成两张皮。”(见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兰州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由此可见,歷经政治沧桑的吴老,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坚持与独立思考,真可谓至死不渝。

      《谈“实践的思想路线”》是我编发的吴老的最后一篇文章。在吴老最后的十年中,我有幸经手了他撰写的近四十篇文章。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如此笔耕不辍,且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和思想亮点,这在我数十年的编辑生涯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与吴老虽缘悭一面,但这些年通过稿件、书信、电话交往,深感吴老为人谦和,从不以什么“家”居高临下。每有文章来,吴老总是谦逊地说“你帮我看看,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麻烦你改一下”;若是手写稿,还要附上一句“麻烦你请报社的同志打一下字,费用从我的稿费里扣除”,虽然我一再说明打字原本属于报社份内的事……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吴老对编辑的体谅和爱护。二○一○年,吴老在病中翻检旧时笔记,发现“两条重要的史料”,“为防身后遗失”,特撰写了一篇短文。文章涉及一段重要歷史及对一位权威人物的评价,因而引起了一场断断续续、旷日持久的争论……就歷史问题、歷史人物展开学术讨论,这原本也是极正常的事,但后来的发展却出人意料,有人竟动用手中的权力剥夺了吴老继续反驳的权利。吴老得知这一情况后,一天之内打来三个电话,先是对这一无理的干涉表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义正辞严的愤慨,并表示要继续撰文回应。不久他又来电,说他仔细研究了反对方的文章,认为对方并没有提出新的材料,于是决定不再回应,但他希望我将他对此事的意见和态度转告有关方面。黄昏时分,吴老又一次电话我说,你别跟他们说什么了,以免给你添麻烦……适当的时候我会在别的报刊上撰文作出回应。

      吴老的此番遭遇令我愤愤不平,对吴老的愤慨我也能感同身受,因此原本以为吴老是会断然反击的,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为了不给编辑“添麻烦”,隐忍了……

      在我看来,吴老是一位独立思考的书生,一位有?铮铮铁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还记得,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中,吴老被当作“精神污染”的“重点清查对象”,对此他曾拍案而起,写下了这段动人心魄的铿锵文字:

      “在这种场合,我的立场只能是这样:什么有权的人如果有兴趣查我的东西是可以的,我如有错误言论(或曰‘自由化’言论)自然欢迎批评,我自己对党对人民负责,也要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但如果没有错误,或者按照党章国法我有权在一定问题上说出自己与别人(任何权威人物)不同的观点,若有人因此发表这样那样的谗言,或者造谣诬蔑说不伦不类的话,或者明里不说暗中却变?法儿整人,那就让他们说去,让他们整去,我也一句话不收回──这就是我的态度。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共产党人隐瞒自己的观点或者毫不顾惜自己的独立人格而看风使舵,是可耻的。”(见《政治沧桑六十年》)

      但这一回,出于对报纸、对编辑的爱护、体谅,吴老却隐忍了……

      更令我激愤且心痛的是,吴老曾不止一次遭遇此类事件。连俞可平也因此“无比愤懑:怎么能如此对待这样一位富有创见的资深理论家?”他在《这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悼吴江同志》一文中写道:“现实政治常常是如此的无情和弔诡:吴老这样一位终其一生信奉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共资深理论家,他的若干着作,竟然难以在中国大陆出版,或者在发表后因某些权威和领导的干预而要求‘停止发行’……”

      那被“停止发行”的,便是吴老的《政治沧桑六十年》。

      记得是二○○五年夏,吴老将新出版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寄赠予我。一个周末,吴老来电问我收到否,我说已经拜读,其中有许多珍贵的史料,正准备选摘刊出。他问我打算选哪一部分,我说就选其中的“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吧。吴老说你就不怕有人找你麻烦,我说里面讲的都是歷史事实,我没什么怕的。吴老说,那就由你定吧……

      文摘刊出后不久,吴老的话便“应验”了,只是不是有人找我麻烦,而是那本书被要求“停止发行”了。

      说实话,对此书的遭遇我是很有些歉疚的。倘若我选摘的不是这一章,也许厄运还不会这么快降临到这本书身上……回想起来,吴老当初并未阻止我选这一章,乃是出于对编辑的尊重,即便他已经预感到了某种风险,也只是出于对编辑的爱护给出了“风险提示”。这样爱护、尊重编辑的作者,在我的编辑生涯中也是极为鲜见的。

      关于这本书的“停止发行”,吴老曾跟我详细说起过。《炎黄春秋》二○一三年第二期刊载了吴江遗作《重提如何保障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其中便谈到了此事,顺录于下:

      “……还有,有的书突然被加上‘有严重问题’的罪名被禁止发行,但问题究竟何在,却秘而不宣,经作者申诉和出版社的再三说明,并经有关国家研究机构审查,最后定为并无问题,但有关出版管理机构仍以‘未经送审’为名而不改原议。而恰巧,此书由某大学出版社出版,按规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是向国家教委报审,不必向出版管理机构报审,而此书的出版是履行了向教育部报审的手续的。我们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吴老接?写道:

      “我列举出以上这些,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新闻出版事业确有许多事要做,不仅要立法保障出版自由,而且要立法规范新闻出版界的种种事宜,以利于人民言论通畅,新闻有序,出版有法可循,使国家确有民主气象和兴旺发达。”

      读?吴老这篇写于二○一○年岁末的文章,许多往事又一一浮现在脑海,但我却实在写不下去了,耳边不断回响?吴老的那两行诗:“积案文稿心安在?一支破笔难清尘。”

      ……逝者已逝,风骨永在!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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