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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已掩盖正常普选讨论/陈志豪

  自从戴耀廷副教授在一月提出以“长期佔领中环要道,瘫痪香港政经中心”的“公民抗命”方式来争取民主,过去几个月,传媒对佔领中环行动的关注,甚至较“落实普选”本身还要高。“佔领中环”一下子成了香港政治运动的主角,喧宾夺主,抢夺了最多的镁光灯。就笔者所观察,近月各政治领袖回应有关佔领中环的提问,远多于“普选进程”,民间的佔中讨论会也较普选论坛为多。一时之间,谁主谁客?到底港人最关心的是“佔领中环”行动的进度,还是“普选”最终能否落实、如何实践?成功发动“佔中”运动,是否就等于普选来了?何况,反对派对佔中行动的细节存有分歧,不同政团的积极性也不相等,难道投入大量精力,凝聚反对派内部及民间对佔中行动的共识,把“普选”命运押注在佔中运动上,真的更有利普选的落实吗?

  损市民利益有违公义

  “公民抗命”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课题。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固然可歌可泣,马丁路德金参与反种族歧视运动时也曾两次被捕;在香港,民间电台非法广播节目,也是公民抗命的例子。不同的公民抗命行动产生了不同影响,渐渐,学者和社会运动家从多次“公民抗命”运动中,凝聚了一些基本共识与原则,综合起来,一般包括了以下几项:公民抗命是争取社会公义的最终手段、需衡量行动对整个法治体系的冲击(大多数的公民抗命运动也是针对地不服从某条法律)、背后的推动力是公益而非私利、目标须清晰、理性、非暴力、尊重不同声音、愿意承担法律责任、不损害无关系的人、非秘密行动、不报復等。

  身为现代社会的一分子,我不会否定公民抗命的合理性,也敬重部分人对民主发展的热诚,但我们同样要弄清楚,肯定公民抗命的价值,不等于认同佔中行动。戴耀廷多次强调,佔中运动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是以触犯法律的手段,惹来执法部门检控,继而引发更大的道德感召的行动。从表面上看,佔中运动既和平又理性又非暴力,固然符合公民抗命的原则和社会正义,问题在于,“佔中”的具体行动是堵塞中环要道,瘫痪香港政经中心,过程中,无可避免会损及一些非参与者的利益,甚至一些反对佔中运动的人的利益,这一点,又是否完全合乎公民抗命的原则和社会正义?

  无论是甘地发起的“食盐长征”,还是马丁路德金发起的“罢乘运动”,或许增加了执政者的管治成本,但基本上没有损及无关人士的利益,构成了公民抗命行动的根本道德基础。

  当然,有人认为,民主政制乃大众之事,为推进政制发展,付出一点社会成本,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也是值得的。但这种功利主义式(Utilitarianism)的论述,又是否合乎佔中行动三位发起人的原意?只要行动的目标是正义的,其手段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纵然过程中或会损害部分非参与者的利益,亦应该继续推行,又是否合乎公民抗命的理念?也有人认为,任何社会行动多多少少也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即使是拒绝纳税的个人行为,也会损害公共财政,影响部分市民。问题在于,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主动影响和被动影响,其性质是不同的,不应混为一谈。

  与推动政改背道而驰

  至此,佔中行动的三名发起人应诚实告诉公众,佔中行动会否损害一些不参与和反对该行动的市民的利益?为什么那些人的利益应被牺牲?为了推进民主,不惜挟持公众利益和社会秩序来跟政府讨价还价,其行动本身是否非公义的?倘若有反对佔中行动的市民质问几位发起人:“我尊重你们作出公民抗命的决定,但我不认同你们的行动,更遑论支持和参与,为什么我要受到你们的行动的影响?”几位发起人除了努力说服该名反对者,争取其支持外,还能够回应什么呢?

  何况在今时今日的激进社会气候下,主办单位能否成功控制群众情绪,避免骚乱发生?我是十分怀疑的。佔中行动的主体是“不惜一切瘫痪中环,以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来迫使政府让步”,还是“以违法行动诱使执法当局检控,激起巨大的道德感召,迫使政府让步”?我出席过好几次佔中论坛,也十分注意网上讨论,似乎多数人对佔中的认知是以巨大的社会经济代价来迫使政府让步,这一点,几名发起人必须进一步解释清楚。

  我跟多数香港人一样,很希望能够在2017年投票选择自己属意的行政长官,我亦不会完全否定公民抗命的合理性,但我认为以“佔领中环”的方式来推进政制发展,是不合适的,只会适得其反。

  作者为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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