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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圣人”周作人/路来森

  语言学家赵荫堂说过一句话:“杨丙辰是天生的圣人,周作人是修养的圣人。因为杨有憨气,周,如他的别号所示,是知且智。”

  “修养的圣人”,其意自明,即是指周作人的“圣人”,是靠后天的修养得来的。

  那么,周作人的“圣”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大概首先就表现在他的“知和智”上,他博学多识,聪慧过人,著作等身,一度曾是五四进步青年眼中的思想巨人。其次,则应表现在周作人的日常生活中,这是他的“圣”的最具体、个性的表现。

  在日常生活中,周作人重理性,讲趣味,超然、闲适。

  他说话,总是轻言慢语,声音小而语调缓,很少有急急躁躁的表现。

  鲁老太太评价自己的儿子:“他的性格和顺,遇事很好商量,对人谦和。”而且,他不染杂物,不为琐屑之事。“对家务,他是从来不沾手的,他唯一做的就是早晨起来,抓一把杂粮,餵餵院子里的麻雀而已。”

  周作人追求一种“日常生活的庄严”。坐有坐样,站有站相;总是衣?整齐,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生活中,极端谨,极重礼仪。

  叶淑慧,曾经记得他和鲁迅博物馆的同事初访周作人的趣事。他们走到周作人住的屋门口,敲了几下门,来开门的是一位戴?眼镜、中等身材、长圆脸、留一字胡、身穿背心的老人。他们推断这就是周作人,可开门的人听说他们要找周作人,却说周作人在后面住。他们跑到后面问,人家告诉他们就是原来敲的那家。他们又回去敲门,这回来开门的还是那位老人,只不过穿上了整齐的上衣。原来,周作人把来访的人支开,就是想穿上“整齐的上衣”。此一件事,足以证明周作人对仪表的重视,和待人的讲究。

  对事,周作人採取“不辩解”的态度。在遇到心里矛盾时,总是採用一种“合理化”的解释,来保持一种心理平衡。他也曾将杜牧的一句诗“忍过事堪喜”,请人烧在瓷瓶上,置之案头,以为警示。所以,周作人平日给人的感觉,就是“冷静”,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戾气。看上去,很有绅士风度,很有“圣人”风范。

  可,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既然是“修养的圣人”,就难免有修养不到的地方或者时候,而此刻,周作人的“非圣”,就表现出来了。周作人,平日口中很少有骂人的脏语,而在日记中,却多有骂人的记载,只不过,他是“拐?弯骂人”。

  日本投降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对记者的谈话:“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这一天,周作人就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巷内驴鸣”,显然是拐?弯骂傅斯年了。

  “周氏兄弟失和”事件,则更能表现出周作人的“非圣”了。“失和”的当天,周作人不仅给鲁迅送去了绝交信,而且还拒绝鲁迅的沟通。当事后,鲁迅回八道湾取他的书籍时,周作人竟然暴怒,拿起一座香炉,砸向鲁迅,幸而被人夺下。所以说,在特定的情境下,周作人“修养”与“圣人”之间的距离,就暴露出来了。

  最能砸碎周作人“圣人”面孔的,是他的附逆为奸。由“圣人”而为汉奸,张中行先生评价他“大事糊涂”。此一事,也宣告了周作人“修养”的彻底失败。鲁迅曾评价周作人“启明至昏”,附逆为奸,真是“昏”到底了。

  周作人曾在《两个鬼的文章》一文中,说自己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一个是流氓鬼。“圣”与“非圣”,或许就是这“两个鬼”不同作用的结果了。

  “两个鬼”共同存在,到底还是“修养”没有到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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