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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领中环”乱港祸港

  图:香港一直缺乏政治人才,大学所培育的政治人才亦是“有限公司”,因此,单是“佔中”的第一步,要聚集10000名懂得“倾政治”,最后又要得出“万人方案”的可能性已经相当低

  上周,本报就香港大学戴耀廷教授的“佔领中环”运动,发表了一篇提为“佔中”是港版“茉莉花革命”的社论。当中引用中华总商会及中华厂商联合会,日前在报上刊登反对“佔领中环”的声明;认为“佔领中环”是以本港的经济作赌注,危及金融商贸活动及整体市民利益。

  笔者认为两大商会的声明,是代表了该会的“当届理事会”,及部分工商界的意见;至于,是否也包含了佔全港97%的中小型企业?笔者便表示存疑,因为普罗的中小企,与财阀巨商之间一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关键是中小企在香港一直像“一盘散沙”,亦缺乏财力在报章刊登声明,表达意见罢了!不过,就两大商会所提出的忧虑,当中便引申出一个公共行政学里的重要概念,就是“Harm to Others”。

  从公共行政学上,每位市民所享有的公民权利,包括集会,示威、游行等,都是均等一致。若然佔领中环令其他市民在生活上不便,那便有可能构成“Harm to Others”;而以中环的实况,实难以找到容纳万人集会的地方,政府便需要出手介入,保障普罗市民的权益不受损害。至于,会否危及金融商贸?两大商会可能需要提供更具体的资料说服市民。不过,按照佔领中环的“四部曲”,情况是“十划都未有一撇”。

  从歷史上看,每次大型社会反动,均与政府不济、社会不安、经济不振有关;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往往再多一点“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但这些都是反动的基本因素,点起“火苗”的,普遍是一个诱发性事件,令参加者一股劲地投身运动,辛亥革命便是一例。再看是次“佔中”事件,笔者不表乐观的原因是,事件实在“太理想化”,极像1848年普鲁士制宪议会;最终因“倾得太耐”,被普奥联军兵临城下;制宪运动失败告终,时势才造就了铁血宰相卑斯麦,及德国统一运动。

  香港一直缺乏政治人才,大学所培育的政治人才亦是“有限公司”;因此,单是“佔中”的第一步,要聚集10000名懂得“倾政治”,最后又要得出“万人方案”的可能性已经相当低。

  叶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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