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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版“商讨日”自欺欺人/宋小庄

  图:五月二十六日,香港岛各界联合会举行“家是香港‧守护中环”倡议书发布会,呼吁各界团体、市民“家是香港齐团结 理性沟通拒佔中”。

  其实,戴某的山寨版“商讨日”,并不符合美国费教授的本意。“商讨日”目的不应当是违法的,但戴某人山寨版“商讨日”目的却是“佔领中环”,这当然就失去“商讨日”的意义。如果硬要推动,就等于“黑社会哄呃拐骗式”的集会,即使冠以“爱心和平佔中环”的招牌,还是脱离不了找帮手、做非法勾当的本质。

  报载“佔领中环”运动将于六月九日举行首场“商讨日”(Deliberative day),将有两类参加者,一类是500位预先邀请的“佔中”名人,一类是100位透过随机抽出但却是支持“佔中”的“粉丝”。通过讨论将引出“佔中”需处理的十大议题。然后,在九、十月间举行第三场“商讨日”,就议题本身作出决定。明年初举行万人“商讨日”,讨论特首普选具体方案。

  全无专家知识辅导

  “商讨日”的概念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传理学院的费斯坚(James Fishkin),他有感于选民对涉及社会公共政策不了解就盲目投票的陋习,又感于通过民调了解民意的误差,加上还不能知道选民了解政策内容前后的变化数据,提出了“商讨投票”(Deliberative Polling)的做法,并註册为知识产权,仿效者要向斯坦福大学有关“商讨投票”的研究机构付费。

  不过,照“佔中”发起人连违法之事也要干的德性,戴耀廷可能不会这样做。其实,戴某的山寨版“商讨日”,并不符合美国费教授的本意。现不妨将戴某山寨版“商讨日”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举例说明如下:

  一、普通市民的参与。根据“商讨日”的原创构想,为了减少费用,参与者以二、三百人为宜,但必须以科学的方式随机取样,参与商讨者要有代表性,确实反映社会各界别、各阶层、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不能搞邀请参与,也不能通过电话随机抽样、了解政治取态后确定可否参与。如果硬要这样,就等于“黑社会哄呃拐骗式”的集会,即使冠以“爱心和平佔中环”的招牌,还是脱离不了“黑社会”找帮手、做非法勾当的本质。香港媒体透露,对“佔中”有不同意见的“爱港之声”成员就没有被邀请,其他任何不支持“佔中”的社会人士也不准参加,也说明这并非是“民主商讨日”。

  二、参与者有机会与有关领域的专家对话得到启示。根据“商讨日”的原则构想,参与者将被分为若干个讨论小组,每个小组设一名辅导员,提供所商讨事项的背景资料和有关议题,展开讨论,让参与者真正了解讨论的有关内容,各参与者经过讨论还可以表示各自的独立的意见和看法,不必人云亦云。但是戴某人山寨版的“商讨日”并没有具有相关知识的专家作辅导,有的只是政治偏见、意识形态的宣传。“商讨日”只安排了100名大学生作义工,而这些义工也未必了解香港基本法有关普选的要求。只要有“佔领中环”的意愿就可以参与讨论,就能够主持讨论。这种做法不论得出什么结果,都比盲目投票更不靠谱,比任何民调更不可信。

  迴避不同政见人士

  三、讨论的过程是公开的。根据“商讨日”原创的构想,“商讨日”并不是闭门集会,而是可以公开的所谓脑震盪会(Brain storming)。讨论的过程应当通过电视即场或事后播放,不经过剪接,有稽可查,让公众监督。但从戴某人山寨版“商讨日”的安排来看,不但持不同意见者不得参加,而且不设媒体公开採访环节,好像这是五、六百人的秘密活动,干的是见不得光的事。搞密室串连、密谋“佔中”,生怕被执法部门知道,见不得人,但又要以市民代表的名义说话,简直胡来。

  四、议题的设定也是公开的。根据“商讨日”原创的构想,不但允许各代表人物商讨,而且连议题都要有公众确定。在盲目的投票的选举中,议题是参选人的“专利”。在民调的活动中,议题是由民调机构或委託方设计的。为了纠正盲目选举和民调的偏差,“商讨日”才有公众设计议题的设想。但戴某人山寨版的“商讨日”却安排由五、六百名参与者决定,实际上可能只是戴某等三人的所谓议题。由于陈健民、朱耀明不大熟悉这方面的议题,可能就是由戴耀廷包办代替了。

  目的只为“佔领中环”

  五、在讨论前后有表决的对照。根据“商讨日”的原创构想,对事先预备好的、有公众参与的议题,在讨论前要投票,在讨论后也有投票,以了解社会公众在不了解议题前、在了解议题后取态的变化,供政府决策时参考。但戴某人山寨版的“商讨日”好像没有这种科学调查的安排。可惜与之配合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明明知道戴某人搞的“商讨日”是“挂羊头,卖狗肉”,还要称赞一番,说这是较新、较进步的讨论方式,让市民深思熟虑作决定云云。

  值得一提的,“商讨日”目的不应当是违法的,但戴某人山寨版“商讨日”目的却是“佔领中环”,还明知是非法的,这当然就失去“商讨日”的意义。

  在此,笔者列举在2011年韩国和2010年英国举办过的“商讨投票”的结果,供读者参考(见附表)。

  以上可见“商讨日”类似议题的设定,至少应与正当的民调相似,而参与者应当持平,不能一边倒,所得的数据才有参考价值,否则就是一堆垃圾。

作者为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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