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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香港“本土意识”/刘兆佳

  香港的本土意识(nativism)肯定甚至理想化了香港或香港人的价值观、制度、生活方式和一些具标誌性的事物和事件,认为那些东西比外边(特别是内地)的优胜,是界定港人之所以“与众不同”的重要元素,也是港人优越感和归属感的来源。目前主要针对的是来自外部的内地同胞和中央政府,及来自内部的新移民、内地来港发展的人、特区政府和建制势力。

  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其实意识到并“容许”了这种本土意识的存在,但没有想像到它会在回归后有所激化并引起香港与内地的矛盾与对立,港人对内地同胞的敌视和排斥,部分港人对殖民管治的颂扬,以及一些港人甚至拒绝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等现象。

  本土意识其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陆续出现。主要原因包括:香港社会开始拥有稳定的人口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港人对香港的归属感的强化,香港与内地经过多年来的隔离与分途发展逐步形成发展水平和社会与经济形态截然不同的社会,刻意通过与内地同胞比对而来的港人的身份认同及由此而来的优越感和傲慢感。

  本土意识与国家的迅速崛起、部分内地同胞“突然”富起来并“入侵”香港、港人与内地同胞“面对面”的互动愈多、两地经济往来愈趋密切、香港在回归后长期面对经济困难和社会不安及港人忧虑个人和香港的将来有关,部分港人认为自己是两地“融合”的受害者。

  然而,香港的本土意识的出现并非完全来自外部或与内地因素,也会来自内部因素。天星码头、皇后码头、菜园村等事件反映部分港人尤其是年轻人觉得政府、财团、地产商和“中环价值”正在摧毁香港原有的代表香港、令港人引以为傲和让港人产生归属感的东西。所以,本土意识针对的对象不限于内地同胞与中央政府。

  缺乏社会号召力

  香港的本土意识的特点:仍然处于初期和雏形状态,内容并不清晰,不同“本土意识”者有不同的理念、目标和行动方式,只在极小部分港人中有强烈表现,当然同情和理解者的人数会多得多。本土主义者缺乏较强的组织、明确目标、行动纲领和有效策略,也缺乏在社会上有号召力的领袖。本土主义者的言论和行为(举龙狮旗、搞香港独立、呼吁建设“香港城邦”、“光復上水”、“光復旺角”、否认“香港人”是“中国人”、形容内地同胞为“蝗虫”、叫嚷“中国人滚回中国去”、反对兴建高铁、抗拒港深“融合”、反对发展新界东北)基本上是情绪的发泄和不满的宣示。行动颇为零碎和“野猫式”。

  本土主义者一方面觉得自己在利益上和感情上是受害者,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香港前景的担忧。缅怀和刻意美化过去的殖民政府和殖民社会,年轻一代所接触的殖民统治和上一代的不同,更容易产生对殖民者的好感,更愿意将一些殖民时期的事物当作香港和自己的“核心”甚至“普世”价值和特徵。同时,他们有?相当的“无力感”和“宿命主义”,不相信自己能够扭转乾坤,惟求尽量保存原有的东西,因此有某种“反发展”和“反变革”的倾向、带有反对中央、攻击特区政府、排斥内地同胞和不满建制势力的政治意味。

  无须夸大其影响力

  与本土意识抬头的大环境是几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国家的国力不断上升,两地的关系愈趋密切,香港对内地的不断开放,香港的发展与内地的发展息息相关,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提升,爱国爱港力量的继续壮大。在某程度上讲,香港近年来出现的本土意识可以说是对这些“大趋势”的一种“反动”。

  对于本土意识抬头,无须过分夸大其政治和社会影响。随?两地同胞关系的不断发展和相互适应,内地的持续进步,针对两地矛盾的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和改进,港人和内地同胞心态的逐步调整,香港的本土意识虽然仍然存在,但有可能朝缓和与内地对立的良性方向发展。假如港人虽然仍然感觉到跟内地同胞不同并对香港的特徵怀有一些优越感,但愿意尊重对方,认识到彼此的共同利益,并认同大家是“命运共同体”的话,则香港的本土意识不但不是问题,反而可能有利于在“一国两制”下两地的共同进步。(本文是作者昨日于“香港发展论坛”上的讲稿,内容有所删节,标题为编辑所加)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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