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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晚岁八论翻译/郑延国

  对翻译一向关注的胡适,即便到了晚年,依然对此念念不忘。其从六十九岁至七十一岁即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短短三年间,论及译人译事居然有八次之伙。

  首次说的是佛经翻译,内容涵盖四个方面。一是佛经名典如《维摩诘经》多为鸠摩罗什所译,玄奘主张直译,所以他“译的经典,倒没有人来读”。二是佛经翻译的流程,即四道操作工序:“一个人在读梵文,一个人用中国意思讲出来,另外一个人来笔记,最后送给几位元翰林去润饰”。胡适用了一个比喻,说这种运作“好像现在製造汽车工厂似的,这边把原料交给工厂,那边一辆汽车出来了”。三是译出来的佛经,其文字“在当时算是白话,所以之乎也者这些字很少用”。四是中国字不够用,不能将“印度那种奇离的思想”完完全全明明白白地翻译出来,譬如像“三藐三菩提”这种直译,“谁也没有看得懂”。胡适的四点真知灼见不容置疑地表明其对中国佛经翻译歷史始终都在予以高度关注。

  第二次讲的是张荫麟。胡适读《张荫麟集》,对其译笔不畅之处,以红笔画杠,并说:张称自己的译笔受林琴南影响,其实不确,因为张的译文“有一些句子不通”。张荫麟(一九○五─一九四二),歷史学家,曾留学美国四年,精通英文,由是热衷于翻译,先后译有包括诗歌、文化、教育、政治、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著作,其中对斯宾格勒理论的译介最为完善。张尝批评郭沫若译哥德长诗《浮士德》,匆促从事,竟致“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几于无页无之”。想不到几十年后,张自己的译文亦遭胡适诟病,真乃螳螂于前,黄雀在后了。

  第三次议的是傅东华。其时胡适将傅东华所译《美国短篇小说选》翻阅一过,且称自己亦曾翻译过《米格司》。胡适说傅译中有一句“你晓得某某吗?”其中“晓得”二字“应该译作‘认得’才对”。胡适对翻译的一丝不苟由此可睹一斑。

  第四次评论的是伍光建等。胡适称“启明出版的《侠隐记》,有许多地方运用中国的成语是不通的,他把‘火枪’译作‘毛瑟枪’。《侠隐记》是十七世纪的作品,那时只有‘火枪’,哪里会有十九世纪的‘毛瑟枪’?”胡适说的《侠隐记》当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启明书局的那种译本,译者亦当是曾孟浦。胡适认为“翻译是很难的事”。他感嘆伍光建译的《侠隐记》很出色,“文字乾净”,因此“喜欢他的译文”。胡适还建议出版部门重印伍光建译的《侠隐记》以及梁实秋译的莎士比亚戏曲等。他甚至还委託香港集成图书公司代他购买“从前商务出版的伍译《侠隐记》、《续侠隐记》及《法宫秘史》”。先生读他人译著的认真以及对老辈译人译著的喜爱?实令人感佩。

  第五次说的是张谷若。胡适回忆自己当年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时,曾以高额稿酬请人翻译了哈代的两部长篇小说《还乡记》、《德伯家的苔丝》。胡适清清楚楚地记得译者是“张恩裕,字谷若,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的”。

  第六次提及的是洪煨莲。胡适认为美国人Robert Payne所译杜甫《羌村诗》,“大概受了洪煨莲的影响”。洪煨莲(一八九三─一九八○),福建人,歷史学家,一九四○年代末移居美国,先后在哈佛、耶鲁等高校讲授杜甫,并撰有《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一书于一九五二年出版。洪在是书序言中称自己英文欠佳,谬误甚多,但多数学者认为其将杜诗译得格外传神。Robert Payne想必是洪的得意弟子或忠实读者,故先生有此一说。

  第七次议论的是朱生豪。胡适称“某庚款会一时译某国名著,如培根《崇学论》等,即该款成绩,最大开支,有《莎氏全集》之计划,曾译出二本左右或不止如此,然译完《莎氏全集》者,乃一未出洋之大学生朱生豪”。朱生豪(一九一二─一九四四)浙江人。朱氏以十载之力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成为震惊海内外的壮举。胡适对朱的评价虽只有二十字,却能令人感受出其对朱郎的一片深情厚意。

  第八次回顾了严復与林纾。胡适称自己年轻时,“总看了上百部”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故写起叙述文时,颇受其影响。不过“说理的文章是受严几道的影响”。胡适少时是否亲炙严林二老的教诲,未及考证,但胡适对前辈译人的尊重与感恩却足以发人深省。孰料,胡适在对严、林念念不忘之后的第十七天即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便骤然谢世,从此再也不能向晚辈们论说译人译事。然则胡适的这八论翻译,却如同闪烁的星光一般,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无限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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