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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拔萃与台湾/陈炜舜

  图:费瑟士东校长与首届领袖生会(1918-19)在般咸道校舍合影。前排左一为许武洛

  战后至今的台湾,对于香港拔萃男书院(旧名拔萃书室)并不太了解,唯一的认知也许只有:那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母校。实际上,在长达五十年的日治时期,有不少台湾家庭送子弟到这里就读。正如一九三五年的拔萃校刊所言:“Formosa is strongly represented at the DBS, and there are many old boys in the island.”当时的台生不难与港生区别:一来他们的英文姓名多用闽南语拼音,二来相对于穿长衫的港生,台生更爱西服。为什么台生不远千里来到男拔萃?这与男拔萃的教育特色,以及当时台湾的社会风气关系密切。

  创立于一八六九年的男拔萃原本是一所孤子院,主要为贫苦无依的混血儿童提供寄宿服务和中、英文教学。这些混血学生中英兼通,毕业求职时颇受各大洋行欢迎,不少人在本港以及沿海诸口岸担任买办。由于教学与就业情况良好,本地华人家庭也逐渐愿意送孩子入读该校。十九世纪后期,日本以“脱亚入欧”为核心理念的明治维新获得成功,在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中取胜,迫使清廷割让台湾。影响所及,不少台湾居民濡染日风,并对欧西文化心生嚮往,但于故国又仍存眷恋。因此,把孩子送入近邻香港的拔萃书室,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选择。根据拔萃入学登记册的名单,一九一一年录取了一个名为许武洛的学童,这大约是拔萃最早期的台生之一。一九一七年新校长费瑟士东牧师(Rev. W. T. Featherstone)上任,从英国引入领袖生制度,第一届首席学生长就是许武洛。许武洛以擅长足球见称,毕业后与一法国女子成婚,从此定居法国。

  对后来的台生来说,许武洛无疑是个值得效法的先例。与此同时,费瑟士东牧师计划将拔萃发展成一所公学,希望进一步吸纳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童。早在上任前夕的一九一六年,费牧便曾到台湾招生。此后几乎每个暑假,他都会前往中国沿海城市(如汕头、厦门)及台湾、菲律宾等地,探视学生及家长,宣传入学事宜。这进一步提升了台生前往拔萃的意愿。一九三一年,费牧辞职,舒展牧师(Rev. C. B. R. Sargent)接任校长。舒牧在解决了校内的财政危机后,继续了参访外埠这个传统。一九三五年元月底,舒牧与领袖生A. J. Hulse趁?春节假期前往台湾。拔萃校刊载录了这段旅程的日记,兹简列于下:

  元月三十日:舒牧乘坐广州丸抵基隆港。下午四时到达台北。

  元月三十一日:参访台湾神学院、台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学校、第一中学校。

  二月一日:参观动物园、台湾神社、植物园、松山、北投、硫磺工厂,晚饭后观赏日本电影。

  二月二日:参观博物馆、龙山寺,下午走访唱片公司。

  二月三日:早上离开台北,中午抵达台中,与当地校友前往城郊村庄游览。

  二月四日:来到嘉义,前往公园和植物园。

  二月五日:乘小火车登阿里山。回城后参观神社庙宇。

  二月六日:登玉山。舒牧与Hulse一时兴起,在山巅玩木球。

  二月七日:来到台南,与当地校友相见。晚饭后校友招待欣赏马戏表演。

  二月八日:参观赤嵌城、孔庙、安平港。下午乘车至打狗(高雄),参观神社及街道。坐舢舨至旗津游览。晚饭后乘上返回台北的列车。

  二月九日:清晨抵达台北,沐浴、早餐后造访友人。晚上欣赏日本女高音关和的音乐会。

  二月十日:自基隆港搭乘宝山丸返港。

  日记不仅反映出宝岛与拔萃的密切关系,也忠实纪录了当时台湾的风貌(各处地名的英文,全部依据日文拼写,如台北为Taihoku、北投为Hokuto、阿里山为Arisan、玉山为Mitakayama等)。

  随?抗战爆发,拔萃校园内情绪高涨。学生们屡屡发表爱国文字,又组织擦鞋团为国军募款。一九三九年五月,上任不久的葛宾校长(G. A. Goodban)在谘询师生意见后,任命一名台生彭英杰为首席领袖生。此时,部分学生却指彭英杰为日本籍(这其实与港人英籍近似),对此决定反应激烈;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收回成命,否则採取罢课行动。葛宾认为权威受到挑战,坚拒学生胁迫。学生大为不满,罢课之馀更阻止同学返校,事件震惊全城。最后,四十名学生遭开除。这些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值得鼓励,因此当初他们组织擦鞋团也得到舒展、葛宾两任校长支持。可是,他们在没有预先和校方沟通之下採取激烈行动,以致自己、同学和校方都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这是大家都不乐见的。

  战前就读拔萃的台生,文化心态究竟如何?我们虽不能一概而论,但可看看一九二○年代入学的张秀哲(一九○五─一九八二)。他出生于台北煤矿业世家,拔萃毕业后入读广州中山大学。在文学系主任鲁迅指导下,张氏与台湾同学们组成“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和“台湾革命青年团”,发行期刊《台湾先锋》和《勿忘台湾》。张秀哲还将浅利顺次郎《国际劳动问题》一书译成中文,鲁迅的序文里,对他为民众尽力的诚意和中、日文造诣颇为称许。张氏鼓吹台湾脱离日本,一九二七年被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押解回台,两年后缓刑释放。一九三○年,又与蒋渭水在台北策划“反对增发鸦片吸食特许运动”。台湾光復,张秀哲出任台湾纺织公司协理。然而二二八事变后,张氏遭国民党特务关押。家人花费鉅款才将之救回。如此打击令张秀哲的理想彻底破灭,从此隐居书斋,不问世事。其《台湾痛史》、《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国民政府之外交及外交行政》、《“勿忘台湾”落花梦》等皆成书于二二八以前。

  彭英杰并非张秀哲一类的社运家,他对母校的热爱却毋庸置疑。一九五三年,拔萃旧生会台湾分会成立,照片中仍可找到彭英杰的身影。直至二○○○年编辑的校友录,仍可找到彭英杰及几位战前台生的联繫方法。不久前,我冒昧致电这几位校友家,遗憾地发现他们已无一人在世。不过,当在电话中提到我是母校校友,他们的家人竟丝毫没有显得诧异。由此可推,他们生前对母校的念兹在兹,已经让家人耳熟能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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