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甲隐身二十年 还原李大钊

  图: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李大钊(右一)与蔡元培(左二)、蒋梦麟(左一)、胡适(右二)在北京卧佛寺合影

  正在埋头撰写《李大钊传》(下)的社科院历史学者朱成甲说,研究李大钊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文献缺失,与之相比,以往对其文献的误读才更伤脑筋。以李大钊的七律《忆天问军中》为例,误读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不绝如缕,八十四岁的朱老把这首诗讲给记者听……/大公报记者 顾大鹏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一九五九年,《革命烈士诗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首版,一九六二年增订再版,二〇一一年再出合订本。此书编辑是著名诗人萧三,他对李大钊的诗作《忆天问军中》的权威注释,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其中也包括社科院历史学者朱成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朱成甲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忆天问军中》所标举“反袁”思想已深入骨髓。

  四十年后,朱成甲受命撰写《李大钊传》,重温《忆天问军中》时,却从中读出截然相对的意义,他感到这不是个小问题。问题出在“天问”到底是谁?“靖氛”与“岳家军”又代指何家?

  萧三注释“天问”即郭厚庵,是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晚李大钊二届的学弟。此人曾追随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独裁,“二次革命”失败后,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为李大钊助手。“靖氛”指代“讨袁”,“岳家军”指代国民党革命派。

  朱成甲发现萧三错了,“天问”非李大钊学弟郭厚庵,而是其同班同学白坚武。白坚武撰文《余之新宪法案衡平观》自谓“天问不敏”,足证“天问”为其别名。没有任何史料明指,或暗示“天问”与郭厚庵关联。至于为什么造成误读,显然不是本次谈话的主题。

  “天问”身份一错,诗的性质就变了。李大钊挚友白坚武,不仅是个思想上的“挺袁”者,而且奉袁世凯“讨伐令”随冯国璋南下,因镇压“二次革命”有功,从吴佩孚的秘书升任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的总参议。

  国民党北伐,吴佩孚落败后,白坚武沦为汉奸首领。“靖氛空说岳家军”,不仅剥去长期以来误涂的光彩,而且亦颠覆了传统史观中李大钊“反袁”的完整形象。

  朱成甲认为,《忆天问军中》准确释出青年李大钊对国家统一和民主自由的双重期待,以及内心世界的对抗与冲突。

  李大钊在《言治》上刊出这首诗作时,清时的北洋法政大学堂,已更名民国直隶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这位科举未竞的儒生,经过六年的大学洗礼,约翰.弥尔顿的自由意志已经在他大脑里开始发酵。

  《泪别》汤化龙

  北洋法政大学堂是袁世凯遵慈禧西安“变法”谕,为君主立宪培养治国专才而立。李大钊毕业后并没有像白坚武诸同学一样,或从政或从军。他无意追求仕途,对于政坛极端厌恶与鄙视,结束六年的大学生活归家中途,转道道教圣地五峰山辟穀修行。

  在人生十字路口,因对民国众议院议员孙洪伊的一次拜访,李大钊的命运发生了转机。孙洪伊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早年入袁世凯幕府,是民国《临时约法》起草者之一,亦是李大钊在天津读书时最敬重的老师。

  经孙洪伊介绍,李大钊结识了众议院议长汤化龙。此公是袁世凯在直隶法政专门学校的直接操盘手,说起来也是李大钊的老师。汤化龙保送李大钊公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李大钊亦担当起汤化龙在日本的两个幼子的监护责任。

  “因长期缺席”李大钊被早稻田大学除名,回国后受汤化龙之託,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不久汤化龙食言“编务独立”,将《晨钟报》沦为内斗工具。李大钊拒绝做汤化龙的枪手,婉言去职,作小说《泪别》与昔日恩主分手。

  李大钊把与汤化龙的分手喻作“失恋”,在《泪别》中将汤化龙喻作书生迪穆,自喻其恋人少女桐子,委怨汤化龙“昔日失足”助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败亡后又投靠新官僚段祺瑞,“遽欲从人以促其再演。”

  化身少女桐子的李大钊临别赠言: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和梁启超、汤化龙所代表的进步势力,应该联合起来一致对抗袁世凯腐朽的官僚政体,而不应助纣为虐,兄弟相残。

  《泪别》似乎并未打动身处政治巅峰的汤化龙,李大钊只能望其背影渐行渐远。汤化龙在宪法会议中,投靠段祺瑞,重蹈“拥袁”覆辙,直至因“乱国毁法”,遭广东护法军通缉。一九一八年九月,汤化龙在加拿大被国民党籍华侨枪杀。灵柩运抵北京,李大钊到前门车站迎灵致哀,含泪为其送别。

  《泪别》与其说是李大钊对汤化龙的幽怨,毋宁说是其对昔日两霸主暧昧态度的反省。这次与汤化龙的诀别,也动摇了一贯坚持的“调和”理想,开始思考中国未来的崭新之路。

  箴劝陈独秀

  李大钊并不完美的日本留学生涯,因结识章士钊而显得格外丰满。他从人生的低谷中跃然而出,生命充满?对未来中国的无限憧憬。此时,中国青年曾经崇拜的偶像陈独秀,因“二次革命”失败,深陷绝望境地而不能自拔。

  陈独秀因讨伐袁世凯被捕,出狱后流亡日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誌。其发表于《甲寅》第一卷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深深刺痛了李大钊。

  陈独秀控诉:“吾国伊古以来,号为建设国家者,凡数十次,皆未尝为吾人谋福利,且为戕害吾人福利之蟊贼;吾人数千年以来所积贮之财产,所造作之事物,悉为此数十次建设国家者破坏无馀。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忧乐,即有圣君贤相,发政施仁,亦为其福祚攸长之计,决非以国民之幸福与权利为准的也”。

  陈独秀哀嘆:“犹太人非亡国之民乎?寄迹天涯,号为富有”,“且观域内,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

  李大钊与陈独秀曾经一样悲观厌世,他在章士钊的帮助下率先走出低谷,然后向深陷泥潭中的陈独秀施以援手。他撰文《厌世心与自觉心》交给共同的导师章士钊,希望对陈独秀有所帮助,章士钊却在《甲寅》杂誌上公开发表。

  这篇箴劝陈独秀的论文,是不是经《甲寅》编辑陈独秀亲手处理,朱成甲说不清。可以肯定的是,此文必定打动了陈独秀。

  “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李大钊先与陈独秀有共鸣,然后箴劝陈独秀,“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李大钊认为,政府不能为民谋福利可以不爱之或抛弃之,但国家是人民固有的家园,国民自有创造一个可爱国家的责任。

  李大钊还给陈独秀讲了一则日本故事: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晚年患癌,医生告知“一年有半且死”,但他“遂力疾著书,不稍倦”,在病榻上完成了《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之名著,成为日本青年的榜样。鼓励陈独秀振奋精神,万不可以“国步之崎岖”,就“猥自沮哉!”

  初合章士钊

  研究和追随伟人的思想,是一份孤独的苦役。《李大钊传》(上)耗费朱成甲十年心血,其中充满?思想矛盾和感情煎熬,还有世俗的压力和学术界的批判。书稿付梓后,朱成甲手捧草稿痛哭一场。由此及彼,他感知到平时不苟言笑的青年李大钊,感情世界的丰富与思想的曲高和寡。

  李大钊初名李耆年,字守常,俗名大憨。章士钊回忆说:“余之知守常也,初不经人介绍,亦不闻有人游扬,余心目中并无此人迹象”。可见,日本留学之前的李大钊,在中国政坛鲜为人知。

  朱成甲眼中的李大钊并不以事功见长,而是一个道德高人,恰与章士钊“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看法?合。道德高人内心因信念而强大,不盲从,亦不为偶像所惑。

  章士钊“动议”李大钊接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因张勋復辟游历欧洲。当他回到北京时,过去那个“刚毅木讷之人”已赫然一变而为共产党人了。李大钊以共产主义向他启示而遭拒绝后,曾以《时》为文,公开点名批评章士钊,以期其“翻然思反”,“携手提撕,共到进步的大路上去”。

  从《泪别》汤化龙,到箴劝陈独秀,可见李大钊追求完美而导致的孤苦,朱成甲说这是思想家和道德家的特质,也正是这种特质,才导致其与章士钊“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弥远”的结局。

  君子和而不同,李大钊并未因章士钊拒绝共产主义而产生感情隔阂,一如往常到东交民巷与章士钊见面,亦不因其非中共党人,谈话有所避忌。两个家庭来往更加频繁,关系也更为亲近。章士钊的三个孩子皆拜李大钊为师,从其习政治课。李大钊的大女儿星华,依其妻吴弱男为义女,“饮食谈笑,直不啻一家骨肉也”。

  章士钊字行严,其妻曾转述李大钊的话:“行严,沈溺太深,吾不能救,独吾何能卸却保护其家属之责任?”此时的李大钊与孙中山已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亦成为国共北方区的领袖人物。

  章士钊亦未忘对李大钊尽保护之责任,在最危险的时刻,章士钊与杨度为李大钊送信,劝其避逃出京。李大钊被捕后,章士钊不顾危阻多方营救。李大钊遇难后,章士钊及夫人吴弱男亲为厚殓,并融同北京大学以欠李大钊生前薪水为名发给其妻儿生活补贴。

  临刑前真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李大钊因“通俄”、“颠覆政府”在北京被捕。其《狱中自述》:“今既被捕,惟有直言。尚因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是株连……”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处以绞刑。五月一日,李大钊的灵柩由北京长椿寺移厝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六年后,汪精卫等友人将其安葬。

  李大钊是个“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散尽月入以济贫苦”的遗腹子。出生前两个月,其父李任荣就去世了。出生后一年零三个月,其母周氏亦驾鹤西去。

  包括朱成甲在内的多位传记作者,都提到李大钊的爷爷李如珍为华俨寺置道场捐四百六十馀吊铜钱,其父李任荣为华俨寺撰碑文,以及李大钊在日本随美国学者鲁宾逊习《圣经》事迹。

  回到李大钊的时代,无人怀疑其尊崇儒释道,以及东方宗教对其人生观的影响。《圣经》中力士参孙所高扬的基督復仇的正义,是否动摇了其东方宗教的忍心,朱成甲不得而知。

  毫无疑问,东西方文化几乎不可避免地浸淫着李大钊的心。他从一介儒生,到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护航者,然后变身为一个彻底无产阶级革命家,其思想经过千锤百炼,心灵一次次昇华的痛苦,非寻常之人可以想像。

  朱成甲对北京僧团为李大钊超度传闻没有考证,其他版本的传记亦无提起,不过他相信李大钊如关尹子、文子、列子、庄子一样,是洞悉宇宙和人生本原真正觉悟的真人。否则,他如何坦然“一生死”。

  据刽子手供述,李大钊被绞三次始绝。李大钊求刽子手“从速办之”,是继“慷慨演说”,高呼“共产主义”后的别本讹传,不足为信。李大钊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朱成甲老先生自言自语道:“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到你手里!”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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