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代洪仁玕的香港之行

  图:洪仁玕(1822年-1864年),广东花县人,是太平天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曾在香港居住多年,1859年到天京(即南京),获封为军师、干王,一度总理朝政,1864年在江西被清朝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

  清廷于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战败后,香港岛被港英政府管治,但仍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一脉相连。一八五一年,广东人洪秀全于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号召其所创立的“拜上帝会”会众反清,继而建立“太平天国”,洪秀全自封为“天王”。当时的“太平天国”声势浩大,太平军直捲广西、广东、福建等多个省份,两年后更攻下江宁(今南京),改称“天京”,并定都于此。随着内地爆发民乱,大批中国人口南迁避祸,为香港在一八五零至六零年代带来了首个的外来移民潮,人口骤增四倍至十二万人。当时的香港已开始现代化,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窗口。与太平天国后期发展息息相关的“干王”洪仁玕便曾三度前来香港,当中最后一次历时最久,亦对其影响最大;他所撰写的《资政新篇》更被誉为中国现代化的开山之作。/香港历史博物馆供稿

  洪仁玕是广东花县人,不但与洪秀全同属洪氏宗族的仁字辈同乡(洪秀全族名“仁坤”),同时二人均读了首位华人牧师梁发的著作《劝世良言》,于一八四三年七月在广东花县创立了“拜上帝会”。一八四七年二月下旬,洪秀全和洪仁玕前往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的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位于广州的教堂学道,请求受洗不成,及后二人分道扬镳,洪秀全前往广西,进一步发展“拜上帝会”;洪仁玕则返回家乡读书。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时,洪仁玕仍在清远;为了躲避官兵对洪秀全同乡及追随者的搜捕,洪仁玕于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辗转来到香港,其间结识了德国巴色会传教士韩山文(又名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由于在港谋生困难,他只逗留了数周便返回东莞,以教书谋生。

  一八五三年九月,洪仁玕在新安布吉再次与韩山文相遇,受洗后回到香港,以教授传教士中文为业。洪仁玕研读《圣经》之馀,对基督教以外的其他西学知识渐渐产生兴趣。当时的太平军已于同年三月攻取天京(今南京),势如破竹。洪仁玕始终心系太平天国,故此在韩山文的安排下,于一八五四年五月四日离开香港,乘坐轮船前往上海。然而清军已在天京城外严密设防,上海与天京之间的水陆交通全被封锁,洪仁玕进京与洪秀全会合的愿望再次落空。同年冬天,洪仁玕被迫返港;与前两次逗留香港有所不同,洪仁玕这趟在香港旅居近四年。

  广泛参与教会传教活动

  当洪仁玕于一八五四年冬返回香港时,韩山文已因病魂归天国,所以他投靠了另一位传教士─英国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理雅各(James Legge)。他获伦敦传道会香港分会聘任为湛约翰牧师(John Chalmers)的中文教师,不久再被教会委任为布道者(Preacher)和助理传教士(Assistant Missionary),广泛参与教会的传教活动,包括到监狱探望囚犯和到诊所宣扬福音等。其后洪仁玕在理雅各主理的英华书院讲授中国文史,并协助进行翻译。洪仁玕在教会的工作表现得到一众传教士的称许,而他在传道之馀,亦在香港吸收了西学知识,孕育出现代化改革的政治纲领。

  洪仁玕始终关注“太平天国”的发展,在其回忆录中,他曾写道“我想学了本事,将来辅佐他(洪秀全),就回广东,到香港洋人馆内教书,学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尽皆通晓。洋人知道是‘老天王’之弟,另眼相待。住香港四年,故与各头目多半相识,其国中体制情伪,我亦尽知。”一八五八年五月,洪仁玕再次动身离港前往天京,并写有《香港饯别》一诗,以明心志。洪仁玕伪装为医生,经历近一整年的跋涉后,于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抵达天京,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

  然而这时“太平天国”已由盛转衰。自一八五六年九月发生“天京之变”后,“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及“燕王”秦日纲相继因内讧而被杀,加上早年征战阵亡的“南王”冯云山及“西王”萧朝贵,以及兵变后出逃的“翼王”石达开,太平天国已江河日下。当一八五九年“天王”洪秀全与洪仁玕在天京重逢后,二人“彼此悲喜交集”。洪秀全面对朝中无人,得悉洪仁玕在香港等地的阅历后,大加赞赏,于同年五月十一日册封他为“九门御林开朝精忠军师干王”,赐福千岁同八千岁,委任“干王”主理朝政。

  在港经验结集《资政新篇》

  洪仁玕被封为“干王”后,为太平天国筹措改革,其代表作便是《资政新篇》。这本书于一八五九年洪仁玕到天京后不久面世,但其思想无疑是在香港酝酿而成。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深刻了解交通、贸易、金融、传媒、邮政、政治法制等西方国家所具备的优越性,无疑与他在香港的经历和见识有关。而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形容“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各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居外久”指洪仁玕旅居在香港的日子。在交通和贸易上,洪仁玕指“倘能造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其自专其利。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为妙。”可见洪仁玕得知现代化交通枢纽对经济民生之重要性。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洪仁玕特别颂扬英国完善法制制度:“英吉利……开邦一千年来未易他姓,于今称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香港的法制源自英国,对洪仁玕必定有所启蒙。

  然而,《资政新篇》的措施未获洪秀全等人的支持,并没有付诸实行。随着洪秀全逝世和天京陷落,太平天国更于一八六四年覆亡,洪仁玕亦于同年十一月被清军处死,但太平天国和《资政新篇》的革新思想已植根中国社会,对往后清廷自强运动以至孙中山的革命皆有深远的影响。对于流亡异地的洪仁玕来说,香港不单是他的临时避难所,更是他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窗口;偏处一隅的香港,无疑是洪仁玕以至近代中国众多精英的启蒙明灯。

  (“历史名人在香港”系列之五,本文及图片由香港历史博物馆提供)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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