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香港足印

  图:加拿大保皇会的宣传海报,上方正中印有光绪皇帝及康有为(右)、梁启超(左)的肖像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政局动荡,随着北洋舰队于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后,单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宣布失败;从体制层面作出全面改革的呼声甚嚣尘上,当中以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徒发起的“公车上书”与强学会的声势最为浩大,并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同,在一八九八年发动百日维新,史称“戊戌变法”,当中最为人熟悉的代表人物,必定是“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香港历史博物馆馆长 陈成汉

  康有为(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年)祖籍广东省南海县,生于官僚世家,自幼便学习儒家思想,然而年少时多次赴考皆名落孙山。一八七九年春,康有为到广东西樵山读书,结识了翰林院编修张鼎华,自此经常进出广州,继而“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同年秋,康有为决意放弃八股文,复拜读《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全书》、《读史方舆纪要》等书,以及《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西学书籍。同年年底,康有为首次踏足当时仍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康有为在香港“观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求西学之基矣。”从这短短数语,得知康有为对香港的市政建设赞嘆不已,认为值得中国效法,而香港从此亦成为他学习西方知识的重要窗口,进而萌生新思想,为日后的维新变法奠下基础。

  康有为第二次来港,已是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重新掌政之后。维新运动只维持约一百天,随着光绪皇帝被软禁而告终。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日,康有为仓皇出京,当晚抵达天津塘沽,翌日再乘英国太古洋行商船“重庆号”(Chung-King)前往上海。二十三日下午,“重庆号”抵达上海吴淞口。当时上海道台蔡钧照接获诬衊康有为弒君的诏谕,将此事连同一幅康有为的照片,转交英国驻中国上海总领事璧利南(Byron Brenan),要求对方协助逮捕康有为。璧利南派出通晓中文的上海工部局职员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乘坐驳船至吴淞口拦截。然而,濮兰德认出康有为后,反过来协助他避开清廷的搜捕,让他登上英国铁行轮船公司的“皮瑞里号”(Ballaarat)。九月二十七日,“皮瑞里号”在英国军舰的护航下起锚前往香港,由英国公使馆汉务参贊戈颁(Henry Cockburn)沿途护送,至二十九日安全抵达。表面上,英国政府营救康有为,是为了避免国际舆论的责难;事实上,康有为在变法期间一直鼓吹中国与英、美、日三国合作,制衡俄国,其亲英的取态无疑是英国予以营救的主因。

  何东安置康有为于“红行”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凌晨五时,香港警察司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率领港府官员和著名商人何东乘坐蒸汽驳船,在鲤鱼门海峡等候“皮瑞里号”。至早上七时,“皮瑞里号”驶进维多利亚港,康有为乘驳船在中环美利码头登岸,随即乘轿前往中区警署的营房内暂住。十月六日,何东把康有为接到其位于半山的府第“红行”,并把康有为的家眷带到香港与之团聚,因此康有为对何东感激万分,并称之为“侠士”。此外,康有为在港期间亦结识了辅政司骆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获对方悉心照顾。

  康有为来港一事,驻香港的日本官员亦很重视,日本驻香港领事上野季三郎于九月三十日已向东京发送电报。同一天,康有为派王觉任和何树龄二人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作联系,上野当天下午亦以个人名义到中区警署回访康有为,但由于警察司梅含理不在,警方以康有为的安全为理由,没让二人会面,事后上野受康氏弟子所託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转达康有为希望日本政府提供庇护的要求。日本政府权衡利害后,决定让康有为前往日本,并由上野垫付三百五十美元的路费。在离开香港以前,康有为曾接受《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访问,大肆抨击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并重申改革的主张和对光绪皇帝的忠诚。

  十月十九日,康有为在宫崎寅藏的陪同下,以国宾的身份乘坐日本轮船“河内丸”(Kawachi Maru)前往日本,至二十五日凌晨抵达神户。事实上,早在九月二十一日戊戌政变后,日本当局已积极营救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让他匿藏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内,然后再动用日本军舰“大岛号”专程把他从天津接到日本。日本此举除了出于对“维新派”的同情外,还与日本当局企图扶植亲日势力有关。康有为随后于一八九九年四月抵达加拿大,同年七月在当地成立“保皇会”,以“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为宗旨。

  康有为家人在香港

  一八九九年九月,康有为得悉其居港的母亲患病,遂由加拿大取道日本神户和马关,归港省亲。十月二十八日,康有为由日本乘坐“河内丸”前往香港,十一月一日抵达,这是他第三次访港。康有为在港期间,住在荷李活道,获港府派出二十多名警察保护,其间再次接受《德臣西报》的访问。然而这次访港,清廷曾派人到康有为的住处企图行刺,最终因警察及时赶到才幸免于难。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七日,康有为顾及自身安全,决定离开香港,乘坐英国铁行轮船公司的“孟买号”(Bombay)移居新加坡。

  康有为除了上述三次踏足香港外,亦与身处香港的家人保持紧密联系。自一九〇〇年一月康有为离开香港后,其家人仍留在香港,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亦积极在香港拓展势力,策动反清革命。以帝师自居的康有为,视孙中山为“叛国”分子,所以两人从未会面。在辛亥革命之前,两派的竞争从没间断,激烈的程度不亚于革命党与清廷之争。清廷未尝将保皇与革命区别对待,把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一律视为流亡异国的通缉要犯,即使到了一九〇四年慈禧太后举行“万寿盛典”时,清廷虽已特赦戊戌政变以来所有的通缉要犯,惟独他们三人的名字不在名单上。香港与海外华人亦不时徘徊于保皇与革命的阵营之间,成为两派予以争夺、藉以壮大声势的生力军。为此,康有为于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一日和十一月一日分别致函身处香港的女儿康同薇和辅政司骆克,嘱附二人游说香港总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遏制革命党人在香港的活动。由是观之,香港不单是康有为的启蒙和避难之地,亦是其领导下的“保皇会”与“革命党”之间寸土必争之地。

  (“历史名人在香港”系列之六,图片由香港历史博物馆提供)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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