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莱:晋察冀抗战岁月/何雁

  图:一九四二年,傅莱在白求恩卫生学校,用白求恩留下的打字机备课

  奥地利国家基金会于二〇一五年出版名为《记忆》的书集,以纪念二战期间被纳粹迫害人士。时任奥地利总统费雪(Heinz Fischer),专为此书撰写了一篇回忆傅莱的短文。

  傅莱是奥地利医生。一九三九年一月,为逃避盖世太保追捕,他抵达中国上海,后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晚年,他多次对儿子谈起:“一九四二年初至一九四四年底,这三年时光,是我人生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也是我最有激情、最幸福和最为怀念的时期。”

  这三年,正是中国抗战最艰苦岁月。刚到中国时,傅莱年仅十九岁。最初,他就职上海虹口难民传染病隔离医院。之后北上天津、北平、邢台等地医院,从事抗日救援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傅莱与中共地下交通员一起,辗转从北平到达西山。在萧克将军部队护送下,先到八路军平西司令部。两个星期后,又赴晋察冀八路军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请他吃饭,亲切地说:“你离开法西斯铁蹄下的祖国,来到中国参加八路军,从而获得了自由。”按照德语“自由”一词谐音,为他取中文名字“傅莱”(原名Richard Stein,后更名为Richard Frey)。

  白求恩卫生学校

  不久,傅莱去白求恩卫生学校教书。这所学校离前线二十五英里,位于河北省唐县葛公村,有教职人员近千名,学生平均只有初中或小学水准,高级班开课前,已经学习三年课程。

  傅莱为高级班授课,每周上课六节。一开始,他的中文不好,只能先用德文写好讲稿,再借助字典译成中文,并在汉字旁标註读音。结果,一小时的课,要花八个小时备课。有一次,他讲斑疹伤寒的内容时,说该病是“蛋”引起传染,看到学生们一脸疑惑,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蚤”字,大家看后都笑了,才明白是发音错了,他自己也不由地笑起来。

  由于傅莱近视,经常编写讲义直至深夜,聂荣臻批准单独用一盏两个油捻的油灯。边区条件艰苦,教师两人合用一盏油灯,只许点一根油捻子,唯有傅莱享受这种“特殊照顾”。

  日军严密封锁,物资匮乏,学校连纸与墨水这样的基本用品都缺乏,书本就更加珍贵了。最新的书是一九四〇年版《医学评论》,大部分书都是一九三五年或一九三六年出版。学校有一些基础医学教材,为了防止日寇突袭,平时把书藏起来,只有在特别需要时才拿出来。

  学生对医学新发展了解很少,根本不知道磺胺类药,对阿的平(Atabrine)等药也知之甚少。因此,傅莱授课时,总是先介绍医学近期发展,将教学重点放在有实际价值的课程上,教授有关疟疾、伤寒、回归热与战伤外科知识。学生毕业后,送到前线或地区医院,再实习六个月。

  傅莱兼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内科医生。这家医院看上去更像普通农舍,病人都躺在炕上。医院分五个病区:内科、外科、传染病科、产科与眼科;有一间实验室,一台X光机,三台显微镜。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一九三八年带来的器械还在使用,实际上,这些是唯一可用器械。试剂等也都很缺乏。门诊部每天免费给大约一百个病人治疗与发药,大部分药品是当地生产。

  每年,傅莱去前线巡查二至三个月。在前线,既没有实验室,也没有X光机,甚至没有听诊器与温度计,只有最优秀的大夫才能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尽管有那么多困难,医生通常还是能够做到正确诊断。前线医生非常渴望学习,傅莱每次巡查,都要花许多时间开讲座与授课。

  前线做手术很困难,一个团通常只有三、四把止血钳,还是陈旧与生銹的。有时,医生只能用木匠的锯子与普通的刀来做截肢手术,只有用蒸馒头的蒸笼消毒,因此无法达到彻底灭菌。没有X光机,造成骨折病人残疾比例高。

  药品也十分匮乏。这一地区,每年大部分人都要患疟疾,而拥有一千九百万人口的边区,却只有三十到五十磅奎宁。傅莱采用中国古老医术,在疟疾发作前二至三小时之间进行针灸:将针在第七颈椎骨与第一胸椎骨之间,以及第六与第七胸椎骨之间,刺进两毫米深。针刺入皮肤后,按摩周围皮肤并挤出一两滴血来。傅莱用显微镜观察,发现经过针灸治疗后,患者血液中的寄生虫逐渐消失,起码百分之七十的病人血液中白细胞有所增加。

  通过推广针灸,防止了大多数疟疾患者发作,省下了几百磅奎宁。为此,傅莱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赞扬,八路军总部通报全军,并为他颁发陕甘宁边区奖状。

  与柯棣华的友情

  傅莱身居异国,苦恼不能“畅所欲言”。当傅莱与柯棣华(Dwarkanath Kotnis)第一次见面,用英语互致问候时,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柯棣华是外科主治医生,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一九三八年,柯棣华随同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接替牺牲的白求恩大夫。傅莱到达晋察冀时,柯棣华已与卫生学校教员郭庆兰结婚。

  傅莱与柯棣华成为邻居,一开始,谈得最多的是学中文。柯棣华已经能用汉语讲课,直接用中文备课了。傅莱对此十分钦佩,柯棣华摇摇头说:“不行!这点进步全是逼出来的。”他说,最怕写板书,常因多一笔少一笔出笑话。

  过了半年,一九四二年夏天,上级要求每个干部写一份自传,填一份履歷表。柯棣华毫不踌躇,用中文洋洋洒洒地写起来。他还写了不少整风学习笔记,抄录了不少上级档。真不知他下了什么样的功夫!傅莱又向他讨教,柯棣华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有个中国老婆就好喽!”

  生活上,令傅莱钦佩的地方就更多了。比如,柯棣华能穿草鞋,傅莱一穿这种鞋,脚就打泡,咬牙坚持几小时,害得路都走不了。柯棣华敢吃红辣椒,根据地油少、盐少、菜少,开胃的也只有此物。傅莱也学着吃,真不如柯棣华来得轻松。晚上,老乡怕冻着八路军的外国兵,总要多烧几把柴,有时烤黄了炕席,这如何睡得下?一是热,二是硬。每人又只有一条褥子,傅莱一夜睡过,就有些吃不消。柯棣华却不同,炕再热、再硬,也鼾声大作。

  部队靠黑豆、野菜过生活,聂荣臻经常批一部分细粮给两位洋大夫。这些特殊待遇,使他们为之感激,也为之不安。柯棣华曾要求取消特殊待遇,没被批准。有时洋大夫改善生活,每人能分得一碗肉菜,柯棣华会端着去护士班,与战士们分而食之。

  傅莱说,柯棣华端正斯文的面庞上,似乎缺少生动表情,像人前害羞的腼腆人。其实,他很幽默,常常妙语连珠,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经常行军转移,一天走百十里地是常事。就这样,有机会也要开个联欢会。学校教务处最拿手的是京剧,能凑齐一个不错的班子。柯棣华也喜欢唱两句,有一次竟高声唱起来,浓重的南亚口音,再加上跑调,谁也听不清他唱的是什么。

  其实,柯棣华有一副好嗓子,擅长英语独唱。傅莱印象深刻的是,柯棣华演唱美国黑奴歌曲《老黑乔》,声调低沉、伤感。一曲歌罢,听众个个陷入沉思。

  有一次,冀中送来一批粮食,要到六十里外的马庄背粮。柯棣华病了,江一真校长不让他去,也不发给他口袋。柯棣华还是去了,他脱下军装裤子,把裤脚一繫,背上米就走。几十里路走下来,大家脚步渐渐慢下来。

  这时,柯棣华提议要与傅莱竞走。傅莱一米九二的体格,自然不怕这个不到一米七的小个子。队伍前列,柯棣华拼力竞走,不时地做一两个印度妇女头顶杂物,双臂平衡的姿势逗乐。后边的人为了看热闹,你追我赶,不知不觉又走了十几里路。等到达驻地,只见柯棣华面色苍白,汗水淋淋。傅莱不由懊悔起来:本不该回应他的挑战啊!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晚九点左右,傅莱得知柯棣华癫痫病发作,立即赶去急救。开始,柯棣华发作间隙在一小时左右,随后十几分钟抽搐一次,午夜过后,抽搐便不能缓解,一切能想到的办法,一切能用的药物全用上了,可终究不能挽救。次日早上六时,傅莱听诊器里没有了柯棣华的心跳声。

  傅莱伤心极了:他才三十二岁呀!就这样告别了我们。柯棣华逝世前不久,傅莱问他:是否想念祖国亲人?柯棣华略一沉吟,说:想,想得厉害!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印度面临被佔领威胁时,我有回国打游击的想法。但我也认为,凡是侵略者染指的地方,无论东西南北,都是一个战场。

  参加反扫荡战斗

  傅莱参加过几次前线战斗。攻打敌人堡垒时,通常在离战场二至三英里的地方,找到一个遮蔽处,当地农民把伤患抬下来进行救治。由于缺乏子弹,部队选择近距离作战,大部分伤患都是被手榴弹炸伤,或与敌人进行肉搏战时受的刺刀伤。

  对伤患救治,通常在一至六个小时之内进行。由于缺少器械设备,要救治腹部受伤的重伤员几乎不可能。没有磺胺类药,创伤引起严重感染,恢復时间也拖得很长。傅莱带了一台显微镜,在极少情况下,还能给伤患输点血。没有血浆,只能给伤患注射盐水治疗休克。

  前线医护人员不但救死护伤,还要参加战斗。发生过几起这样的情况:当医生留在伤患身边进行抢救时,最后却为了不被俘虏而结束自己的生命。由于日寇对战俘惨无人道,大部分人宁可自杀。

  有一次,日军使用了某种腐蚀性气体,幸好傅莱及时赶到,使士兵避免了皮肤溃疡与肺部损伤,恢復也较快。敌人使用毒气,部队所能提供的,只有装有活性炭与石灰的薄口罩,这不是十分有效。

  一九四三年秋,日军集中四万兵力,向根据地腹地─北岳区发起大扫荡。这年十月,学校与医院搬到河北阜平县大台村,学生分散在老乡家;伤病员分成小组,每个小组由一个医生与几个护士负责,躲藏在山洞里。大部分山洞在陡峭山壁,因此敌人不敢贸然发起攻击。有时,敌人用烟熏的方法,但都没有成功。

  这是晋察冀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残酷的一次扫荡。老百姓遭遇最惨,房子被烧毁,牲口与粮食被抢走或毁掉,许多妇女被强姦。傅莱询问几个逃出来的农民,了解到更多日军暴行:把婴儿扔进滚烫开水里,活体解剖怀孕妇女,还吃人的心与肝,并有确凿的证据。

  军区四十二团负责保卫神仙山,与日军战斗非常激烈。十月的一天,天空飘着雪花,傅莱在两名战士陪同下,走进位于大山深处的岭根村,战地医院就驻扎在这里。在村民家中,傅莱拉着伤患李来福的手,风趣地说:“我叫傅莱,你叫来福,我们都有福。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一定会迎来一个幸福社会。”

  傅莱与其他医务人员组成非战斗分队统一行动,牺牲了一两个人。傅莱所在分队尽管是日军重要目标,但一直都能成功避开敌人。有一次,在神仙山,一万多名日伪军包围上来。分队等到晚上,设法从距离敌人不到五十米的侧翼悄悄地突围出去。

  学校与医院所有人员,分散在半径五十英里范围内。扫荡期间,傅莱也设法与一些学生保持联繫,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偶尔也讲讲课。以前几次扫荡中,学校都是统一集中行动,因此没有中断过教学。但这次扫荡,的确是太艰难了!

  反扫荡快结束时,日军飞机在北抓台上空投下一枚炸弹,一个战士被埋进瓦砾堆。听到呼救声,傅莱与另一名战友奋不顾身跳下去。敌机还在疯狂扫射,他们用手拼命往外刨土,手上皮肉烂了,手指也流着血。十多分钟后,终于把人救了上来。

  一九四四年秋,傅莱告别晋察冀边区,走了七百英里,一个月后来到延安,在中国医科大学授课。翌年,他利用美国援华会提供青霉素菌种及部分资料,经歷五十多次失败,成功研製出粗製青霉素,并亲自送往部队。

  艰苦的抗战岁月,傅莱感动于中国农民的纯朴无私:老乡宁可自己吃糠,也要把仅有的粮食捐献给前方战士;为部队种菜,自己却吃榆树叶;为掩护部队与疏散伤患,牺牲了自己的儿女。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友爱,使傅莱留了下来。

  在中国度过六十五年后,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傅莱在北京逝世。五年前,他已立下遗嘱:百年之后,我希望将遗体先给医疗科研使用,火化以后将骨灰撒在河北唐县葛公村的田野之中,那是我曾经同很多朋友战斗与工作的地方。我希望可以常伴那片可爱的土地以及那里的人民。

  (感谢傅莱夫人江国珍给予本文支持)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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