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谢罪长跪法庭  归国致力中日友好

亲歷者揭秘渖阳审判往事

  图:渖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以蜡像还原当年庭审场景

  “东京审判中没有一个日本战犯认罪,但在渖阳受审的战犯每个人都心服口服、流泪忏悔,并将中国人民称作再生父母,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这是世界任何一个法庭都不曾出现过的场景,以前没有,今后也少有。”六十年前,在渖阳审判中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权德源至今感慨万千。六十年后,他与当年同在庭审现场的辩护律师李长泰、工作人员马凤云,一同回到故地,向世人揭开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文/图:大公报记者 宋伟

  84岁的李长泰怎么也不会想到,有生之年还会重回这栋位于渖阳北陵附近的二层仿古小楼。1956年,这里曾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所在地,新中国最后一批共36名日本战犯就在此受审。庭审中,有战犯长跪法庭,认罪悔罪;庭审后,有刑满归国的战犯为中日友好而奔波。

  神秘任务:为战犯辩护

  李长泰至今仍记得六岁时,身处伪满洲国接受奴化教育的情景:从被迫参拜神社、学日语,到教员体罚学生,桩桩件件歷歷在目。那段生活让他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刻骨铭心。

  1956年初,李长泰从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毕业后留校工作。上班不久,就接到上级指示让他立刻到北京参加学习。李长泰抵达后才知道学习的主要任务是给日本战犯当辩护律师,与同期抵达的近三十名律师一样,李长泰拒绝辩护,理由很简单:他们是侵略者,我们是被害者。日本战犯罪有应得,凭什么还要为他们辩护?

“在得知大家的牴触情绪后,最高法的领导开始为我们做思想工作,讲解辩护的意义。”后来,李长泰一点点想通了,认识到给战犯辩护是国际通用做法,也是逐步恢復中日友好关系的措施之一。

“我当时给日本的宪兵队长吉房虎雄、木村行雄、宇津木孟雄当辩护人。按照审判程序,在开庭前,律师要会见被告人。我先查阅了案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还向我详细介绍了每个被告人在狱中表现和认罪态度。”李长泰说,几次会见后,三名被告人发现他真正平等对待他们,也就打消了顾虑,对起诉的犯罪事实基本认可。

  1956年7月13日,战犯吉房虎雄、木村行雄、宇津木孟雄在法庭如实供述了他们曾亲手枪杀过无辜群众、抗日志士,把抗联战士送到731部队去做细菌试验等种种罪行,并当庭跪地叩头认罪、悔罪。

  获释战犯:香港寄信言感恩

  李长泰说,根据战犯罪行、认罪悔罪的表现,当时他从几个方面给予从轻处罚的辩护:一是他们的罪行虽然严重,但是认罪悔罪态度好。二是侵略政策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制定,战犯是执行者,执行者与决策者应有区别。三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几十年间,对国民的教育就是民族至上、侵略有理。从这个角度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在这次庭审中,所有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长的二十年、短的十二三年。李长泰回忆说,“当时在场的日本战犯得知刑期后,一个个感激涕零,长跪在法庭之上,向在场的所有中国人叩头认罪悔罪,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不杀之恩。”

“没有一个死刑,也没有一个无期。”对于这个审判结果,年轻的李长泰当时却怎么也想不通。

  两年后的深秋,李长泰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感谢信。这是宇津木孟雄刑满释放,归国途中从香港寄来的明信片:一是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的宽大;二是感谢李长泰为他辩护;三是表示不忘中国人民给他再造恩情,归国后一定为中日友好而工作。

  李长泰激动不已,将明信片交给了组织。“他这不是给我个人的感谢信,而是给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感谢信。”李长泰后来得知,以藤田茂为首的战犯,刑满释放后回到日本,还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为中日友好奔走呼号,并率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他们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向工作人员表达对再造之恩的感谢。李长泰欣慰地说,“如今回首再看当年为他们的辩护,是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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