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人笔下的早期香港/姜舜源

  图: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五日,醇亲王载沣顺访香港期间会晤港督亨利.布莱克爵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香港历史问题档案图录》

  笔者近来专门查阅鸦片战争期间和香港开埠初期,中国文人士大夫描写香港的相关文字。综览这些文字,无一不是对侵略者愤恨。一八四二年英国人进驻香港之后,香港一直牵动着中国人、特别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心,成为抹不掉的心头之痛。例如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黄遵宪《香港感怀十首》(清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一,民国本。下同)之一咏道:“岂欲‘珠崖弃’,其如‘城下盟’。帆樯通万国,壁垒逼三城。虎穴人雄据,鸿沟界未明(原註:割地以后每以海界争论)。传闻哀痛诏,犹洒泪纵横(原註:宣庙遗诏,深以弃香港为耻)。”说的是道光皇帝因为与英国侵略者签订“城下之盟”《江宁条约》被迫“割让”香港,而死不瞑目。

  道光皇帝死后庙号“宣宗”,故称“宣庙”。“畿南三才子”之一的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举人华长卿诗《诸将》:“不战亡香港,忠魂赴上游(原註:关军门天培)。虎门尸徧野,凤岭血成沟。袖手皆良吏,攻心乏远谋。军中诸将相,谁释九重忧?”(华长卿《梅庄诗钞》卷六三庚集,清同治九年刻本)也是此意。

  痛定思痛 立誓一雪国耻

  在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战争之后,他们开始痛定思痛,逐渐对这场家国之变有了清醒认识。有以台湾诗人丘逢甲为代表的对国家危难、民族命运的忧嘆,“热血苦难消”,“平生陆沉感,独自发哀噫”(清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二,民国本);也有像诗人黄遵宪那样,对英国由来已久的领土野心的反思:“遣使初求地,高皇全盛时(原註:乾隆四十八年,英遣使马甘尼来朝,即以乞地为言)”。有诗人林直等对一雪国耻、国家復兴的渴望:“崇朝挞伐伸天威,一战功成资大帅”,“会看长繫赵佗颈,万古蛮荒享太平”(清林直《香港》,《壮怀堂诗》三集卷一观海集,清光绪三十一年羊城刻本);也有词人朱祖谋等对不平等条约的拒绝承认:“筹笔问何年,真割珠厓?”(清朱祖谋《夜飞鹊.香港秋眺怀公度》)“不信狂涛东驶,蛟龙偶语分明”(清朱祖谋《清平乐.夜发香港》。以上《彊邨语业》卷一,民国十一年归安朱氏刊本);更有魏源“中国智慧无所不有”的民族自信,对光復旧物充满期待……总括而言,他们的认识好像比今人还全面,甚少简单地喊打喊杀,激于义愤而逞一时之勇的报仇雪恨。

  康有为等甚至以快速崛起的香港为标本,通过香港感悟近代社会前进步伐。他说: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復阅《海国图誌》、《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钞本)他们决心“卧薪尝胆”,“化危为机”。

  如果把这些认识加在一起就会看到,我们这个古老而生生不息的民族,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虽不乏茫然不知所措,但更多的是处变不惊、沉着应对,从深层次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接下来是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百折不挠,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事实上,从鸦片战争伊始,民族英雄林则徐率领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就预示了中华民族必将復兴的未来。

  弹指楼台现 千间广厦开

  英人管治香港,在东方大国唯一“海口”广州之外打开又一处外贸口岸,而且“港不设关”(黄遵宪《香港感怀十首》),香港于是急速发展,很快进入西方近代社会。他们笔下对此作了实事求是的描写。清宗室成员、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进士爱新觉罗寳廷《海上曲》就说:“奇观久听说西洋,欲往从之道路长。何必洪涛劳远涉,澳门、香港已殊方。”(清寳廷《偶斋诗草》外次集卷十,清光绪二十一年方家澍刻本)清朝满族官员斌椿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奉命出使英国,并被英国女王接见,归途望见香港喜不自胜:“无边巨浪送舟行,忽见青山眼倍明。巨舰远从天际落,鹏抟九万数归程。”(清斌椿《二十日至香港》)其《香港夜泊》则说:“樯帆丛列戟,灯火乱繁星。”(以上见斌椿《天外归帆草》,清同治刻本)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进士、诗人吴仰贤作《香港》诗说:“谁把荒山铲作街?弯环海市起天涯。千重楼阁蜂房矗,百道帆樯雁翅排。”(清吴仰贤《小匏庵诗存》卷六,清光绪刻本)黄遵宪一八七〇年所作《香港感怀十首》也说:“弹指楼台现,飞来何处峰”;“五丁开凿后,欲界亦仙都”;“翻讶屋沉沉”,“千间广厦开”。

  晚清外交家张德彝笔记《航海述奇》记载更具体: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二月十一日“巳初(上午九时)抵香港,住船。见群峰壁耸,番舶云集。迤西一带,洋楼鳞比。明等乘小舟登岸。道途平阔,商户整齐。此原系中国海口也,现有英兵持梃,专司行旅一事。其地约,不准行旅路旁便溺。车行甚疾,人须自避。……正面一楼如塔,上悬一钟,外系表面,按时交钟。”此钟楼应是一八六三年刚建起的中环大钟楼,自此屹立港岛五十年。

  开埠初“十尺楼房五尺金”

  “虎门水势接天流,水尽东南有地浮。谁识外洋小洲岛,五方人物此中收。

  上环路接下、中环,山势嶙嶙费力攀。更上一层山顶望,人家如在海中间。

  街衢高下路迂迴,镇日如闻百里雷。遥指黄尘天际起,行人知道马车来。

  枕山楼阁势如虹,走马盘蛇路隐通。试上‘杏花楼’上望,岚光都在酒杯中。

  西营盘外水浮天,镇日无风浪拍肩。生小不离裙带路,随人今上火轮船。

  黄金易觅地难寻,十尺楼房五尺金。惟有靑天无价值,崇垣都半插云岑。

  绕河一水带中流,异物应从海国搜。膏蟹、明虾分品领,客餐尤爱九龙鰌。”

  这是广东近代诗人何藜青(字杞南)拟民歌《香港竹枝词》十四首中七首,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五收录。丘炜萲是新加坡唯一的清末举人,新加坡文学成就最高、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代诗哲”,在早期华侨运动和文教事业等方面有重要影响,尤以资助康有为“勤王运动”(反对慈禧太后图谋废除光绪帝的行动)、创办学社报刊著称。诗中如实记录了早期香港城市与市民生活情境,如:华洋杂处,“五方人物此中收”;港岛北部海滨自西向东依次有上环、中环、下环(即湾仔),“上环路接下、中环”;港岛马车行驶在土路上,“遥指黄尘天际起,行人知道马车来”;香港开埠伊始一八四六年开张的茶楼“杏花楼”可眺望山景,“岚光都在酒杯中”;此时一方面远海水产已经泊来香港,“膏蟹、明虾分品领”,一方面人们还是喜爱本地特产鳝鱼,“客餐尤爱九龙鰌”;还有那“生小不离裙带路”的港岛原居民,也乘火轮船到外面嘆世界。

  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香港已经是“寸土寸金”:“十尺楼房五尺金”。在这新生的东方自由港,“黄金易觅地难寻”,于是只好向空中发展:“惟有靑天无价值,崇垣都半插云岑。”而黄遵宪一八七〇年也说:“连环屯万室(原註:地势如环,故名上、中、下三环),尺土过千金。”

  勘界诣九龙 和戎且息争

  “九龙与香港接壤,去岁熊少泉太守,奉台檄诣九龙勘界有诗四首。”“少泉,名世池,湖南巴陵人。少泉久参关陇军事,故诗多雄杰之气。”(清金武祥《粟香随笔》卷六,清光绪刻本)这大概就是“甲午战争”之后,列强纷纷趁火打劫,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条例》佔领“新界”,而时任广东省惠州知府的熊世池,奉命参与“勘界”。查地方誌可见,熊世池于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四月出任广东阳江直隶厅同知;其后至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之前,出任惠州知府。知府相当于汉唐时代的太守。他早年跟随左宗棠平定新疆,是得力干将。其《诣九龙勘界》诗四首,透露如下历史信息:

  首先,勘界也作为制止英国侵略者逐步蚕食毗邻领土的措施。诗人回忆起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在交趾郡边关立铜柱勘定汉代南方边界:“伏波铜柱在,千古自峥嵘”。第二,“勘界”是在当时国家积贫积弱情况下採取的权宜之计:“战守皆长策,和戎且息争。”或战或守,都是审时度势;忍气吞声,为的是日后伸张正义。第三,尽管如此,作者仍按捺不住内心怒火:“眼底钉难拔,腰间剑欲鸣!”其《香港夜话》诗直抒胸臆:“踪迹渔樵外,河山涕泪中。”

  梅州人王恩翔(字晓沧,号广文),为广东拔贡生,诗人,《书事八首》其七:“瓯脱穷边尽,鸿沟划九龙。路围裙带阔,峰割剑鋩重。填海无精卫,焚巢有毒蜂。偏隅何所恃,民势祇匈匈。”(清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卷十一,清光绪二十五年邱氏粤垣刻本)说的是香港虽位处边陲(瓯脱,边疆哨所及围村),但与全国紧密相连,是九龙界限街人为“鸿沟”,割裂了她与全国的联繫。“裙带路”在港岛开埠之前已有,应该是一条古驿道,与梅关古道一脉相承,故曰“路围裙带阔”。后四句说,虽然眼下我们无可奈何,但民情汹汹,是侵略者无法压服的。

  小说家的幻境梦乡

  对于以想像虚构为能事的小说家来说,远在天边的香港正是可以驰骋想像的幻境梦乡。近代改良派思想家、政论家和记者王韬(一八二八至一八九七年)笔记小说《媚梨小传》中,主人公媚梨不远万里从故乡英国来到香港。“媚梨,英国美女子,世所称尤物者也。生于伦敦京城,固世家裔胄,稍式微矣。……女生而警慧绝伦,书过目即能成诵,各国语言文字,悉能通晓,而尤擅长于算学,时出新意。”她与同学约翰相悦,许誓为伉俪。虽然泰西自由恋爱,然门第悬殊,有情人难成眷属。于是乘船赴中国旅游,在邮轮上结识中国富家子丰玉田,二人一见钟情,“遂成嘉耦,恩爱倍笃,跬步弗离”。二人先到香港,后辗转至沪上,女子以教英文为生,谱写出一段东西爱情。(清王韬《淞隐漫录十二卷》,清光绪刻本)这可能是最早的一对中外跨国爱情吧。

  晚清著名学者俞樾《右臺仙馆笔记》,竟也记一江苏女子阿鸾,自幼流落广东香港。江苏溧阳(今常州)穷书生崔澐,遇到一位传奇式长者,自称小姑娘之父,委託崔生到香港寻访此女,说:“如不嫌鄙陋,即以备箕帚可也。”但书生囊中羞涩,筹不起盘缠。老人家得知后,告诉他山中有窖金可发掘。崔果然掘得白金五千两。于是南下广东,果然于香港青楼中访得阿鸾。阿鸾因为年幼,还是处子,风姿娟秀,粗通文翰。惟自幼流离,不自知其家世。崔以三千金赎之归,遂为夫妇。俞樾老夫子最后还言之凿凿:“此事余闻之朱君孔彰(近代文学家、书法家、学者),朱闻之于曾蓉舫。曾亦溧阳人,与崔相识也!”事实千真万确,证据链完整无缺,还真不由你不信。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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