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政府对孙中山颁下的三个驱逐令

  图: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日,孙中山(前右)访港期间,在总督府与署理港督施勋(前左)进行非官方的私人会谈/香港历史博物馆

  自孙中山(一八六六年至一九二五年)于一八九五年十月广州起义失败,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中华民国成立并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共十六年间,他曾九次乘坐客轮途经香港,并以香港作为策划革命的根据地;然而,孙先生在港英政府的驱逐令下,只曾两次在香港登岸。港英政府对孙中山颁布的三个驱逐令,每次都处于被动,而且每次在驱逐令期满与重申之间都有空档期。虽然这并不代表港英政府纵容孙中山在港逗留,却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局对革命运动的容忍态度。/香港历史博物馆馆长 陈成汉

  孙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夏威夷成立兴中会,开展反清的革命大业;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一日返达香港,十日后成立香港兴中会总会,以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的“乾亨行”作掩护筹划起义。原订于十月二十六日重阳节在广州起义流产后,孙中山辗转来到香港,乘“广岛丸”(Hiroshima Maru)前往横滨,继而再乘“北京城号”(City of Peking)于十二月六日抵达夏威夷。

  第一个驱逐令

  港英政府在广州首义后并没有对革命党人赶尽杀绝,并根据一八八九年通过的法例,声明中国政治犯不在引渡之列,断然拒绝了两广总督谭钟麟引渡孙中山的要求。及至一八九六年三月,粤、港两地相继流传革命党再次起义的消息,英国驻广州领事更收到情报,指身处夏威夷的孙中山正四处筹募革命经费,即将返粤起义。

  面对流言四起,两广总督立即向港英政府施压,要求捉拿潜伏在港的革命党人。虽然港英政府再次拒绝清廷的要求,但面对孙中山可能归国策划起义的风险,当局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行动,由时任香港总督罗便臣爵士(Sir William Robinson)会同议政局(今行政会议)于一八九六年三月四日对孙中山颁下首个为期五年的驱逐令,理由是“孙中山危害殖民地的和平与秩序”,惟当时孙中山已身在夏威夷。

  港英政府对孙中山颁布的驱逐令是在不违反英国国际法的大前提下,回应清政府引渡孙中山的要求。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英国不会引渡政治犯到其他国家。驱逐孙中山出境,既可免除外交上的麻烦,亦杜绝香港成为颠覆清廷的革命基地,以免对殖民地政府带来政治冲击。由此可见,港英政府对孙中山发出驱逐令,是在外交和政治考量下的折中办法。

  第二个驱逐令

  在首个驱逐令生效期间,孙中山一直遵循香港法例,两次乘船途经香港时均没有登岸,只是利用船隻泊岸的短暂空档,与革命党人在船上会面或筹划革命。首个驱逐令于一九〇一年三月三日届满,然而港英政府没有即时重申禁令,让孙中山可利用驱逐令届满且未及重申的“真空期”,于一九〇二年一月由横滨前往香港,与革命同志会面,并处理上一年杨衢云遇刺的善后问题。

  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孙中山乘日轮“八幡丸”(Yawata Maru)抵港,与同伴暂时居于士丹利街二十四号《中国日报》报馆楼上。然而,随着孙中山的行踪被传媒披露,港英政府採取了相应行动。时任署理香港总督陆军少将加士居爵士(Major-General Sir William Julius Gascoigne)会同议政局于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即孙中山访港的第三天),对孙中山颁下第二个为期五年的驱逐令,还派出英籍警长劝喻孙中山离境。根据法例,港英政府有权在驱逐令生效后拘禁孙中山,所以孙先生决定尽快离港,在二月四日乘英轮“库柏蒂克号”(Coptic)返回日本。第二个驱逐令的有效期至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其间孙中山曾乘船途经香港三次,均没有登岸。

  第三个驱逐令

  孙中山于一九〇五年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并于一九〇七年三月起以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为革命基地,多次在华南边陲起义。一九〇七年五月底,孙中山派同盟成员许雪湫等人于潮州策动黄冈起义;六月二日,邓子瑜等革命党人奉孙中山之命,于惠州七女湖策动起义,以响应黄冈义举。上述两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邓子瑜经香港逃亡南洋。

  在第二次驱逐令的限期届满(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后,港英政府也没有即时重申禁令。孙中山乘坐德国轮船“比连思士亚孺士号”(Prinzess Alice)于一九〇七年三月四日从日本经香港前往法属印度支那,在当地设立革命机关。该船于三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停泊香港,然而孙中山没有登岸。及后黄冈和七女湖起义相继爆发,清政府便在六月十二日联络港英政府,要求后者协助缉拿和引渡潜逃香港的革命党人邓子瑜。港英政府虽予以拒绝,但仍担心革命党人以香港为基地,遂于五、六月间派警察在港四处搜寻孙中山的下落。

  由于孙中山途经香港时没有登岸,并且早于三月十八日抵达法属印度支那,港英政府当然一无所获。其后港英政府于六月十七日回覆清廷,表示已对孙中山和邓子瑜发出为期五年的驱逐令。这个驱逐令由署理港督梅含理爵士(Sir Francis Henry May)会同议政局于六月十一日通过生效。

  第三个驱逐令的有效期至一九一二年六月十日,然而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的辛亥革命为中国带来巨变。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市,前往美国各埠筹募革命经费。当他得知革命的消息后,便于十一月转赴英、法两国进行外交活动,同月二十四日启程回国。孙中山在十一月十日晚抵达英国伦敦,原打算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会面,但没有成果。孙中山遂透过英国维克斯兵工厂总经理道生爵士(Sir Trevor Dawson)作中介人,把附有孙中山和其军事顾问荷马李签名的外交计划转交英国外交部。格雷虽然始终没有会见孙中山,却允许孙先生在港英政府驱逐令仍然生效的情况下,“路经”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返国。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乘“地云夏号”(Devanha)抵港,于上环三角码头登岸,并在兰室会所与粤港商人会面。

  孙中山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四月一日正式解除职务。在第三次驱逐令届满(即一九一二年六月十日)前,孙先生亦曾在港登岸,在五月二十日中午于港督府与署理港督施勋(Claud Severn)进行非官方的私人会谈,并与施勋、署任辅政司金文泰(Cecil Clementi)及定例局议员何启等人合照。

  (“孙中山一百五十周年诞辰纪念系列”之二,图片由香港历史博物馆提供)

责任编辑: 大公网

热闻

  • 图片

大公出品

大公视觉

大公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