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笔下的宋庆龄/何雁

图:一九一五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

  宋庆龄于一九七五年五月致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一封信中,嘱託在她身后为她作传:“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我。”爱泼斯坦与宋庆龄相交四十多年。爱泼斯坦说:“她外表柔弱,内心坚强。她一是原则性很强,二是非常谦逊,即使是年轻人和地位不高的人,同她在一起也不感到拘束;有的人第一次见她,有一点不自然,什么话都不敢讲,但是五分钟过后,就放松了。”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爱泼斯坦九十寿诞前夕,在北京寓所对我说了这番话。“我七十岁,第一次尝试写人物传记。”爱泼斯坦花费十年心血,才完成这一嘱託。

  宋庆龄归国途中

  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传》开篇,介绍一张中国姑娘大学毕业照:面容坚毅、眼神深邃。她就是宋庆龄,一九一三年获美国威斯里安学院(Wesleyan College for Women)学士学位。后来,她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夫人。

  宋庆龄(Soong Ching-ling)一八九三年生于上海,一九〇七年赴美求学,还不到十五岁。在校时,有一个英文名字“洛士文.宋”(Rosamonde),亲密朋友称她“苏西”(Suzie)。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胜利,“同学们谈到她收到父亲寄来共和国新国旗后,站在椅子上,扯掉墙上那面清朝龙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兴奋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旗帜!’”

  几个月后,《二十世纪最伟大事件》一文中,充满她的欢乐声音:“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奴役下解放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革命……”

  宋庆龄在美国居留到一九一三年八月。太平洋邮船公司(Pacific Mail)“高丽”号(S.S.Korea)上,八月十四日,她给老师哈泽德夫人(Mrs. Floyd Hazzard)写了一封信:“现在我航行在太平洋上,过得非常快活。……再过五天,我就要在横滨见到父亲──也许是全家人了!”

  接着,语锋一转,“我带着一封给孙逸仙博士(Dr. Sun Yatsen)的信……在中国,局势正在变得严重起来。我猜想,我们大概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时间,因为即使在‘不许插手’的上海,也不安宁。”

  九月十二日写的附言里,她主要谈在日本上岸后,听到日趋黑暗的中国政治风云。“战事还在中国进行,我们因为是南方领袖孙先生的亲密伙伴,所以目前在中国是不安全的。”

  宋庆龄所说战事,是指孙中山于一九一三年七月发动二次革命。在旧势力压迫与欺骗下,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这个前清总督眼看王朝摇摇欲坠,怀抱野心,投机共和。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对革命派实行暗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流亡。

  早在宋庆龄两岁时,父亲宋耀如(Charlie Soong)已与孙中山成为知己。以后多年,孙中山无数次到宋家来,串门、留宿、开会或者隐藏。宋耀如在自己的圣经印刷厂印刷革命小册子,还为革命活动募款。

  一九一一年耶诞节,孙中山回国抵达上海。宋耀如与长女宋霭龄(Ai-ling)陪同他,在举国欢腾中,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南京,宋耀如得到一面新国旗,寄给在美国的次女宋庆龄。

  宋庆龄于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抵达日本横滨。九月十六日,父亲与大姐带她到东京见孙中山。这时,宋耀如与这位民国缔造者一起流亡,主要在理财方面帮助孙中山。宋霭龄是孙中山英文秘书。以后十天内,宋庆龄与家人一起看望孙中山七次。

  孙中山是袁世凯通缉的逃亡者,东京则与袁世凯勾搭。根据日本外务省监视报告,一九一四年一至三月,宋庆龄又多次来到孙中山寓所。有一次,孙中山患病,宋庆龄还帮助看护。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被选为总理。以后岁月里,宋庆龄这样评述:“在这时期中,他为了要复活他的政党,进行了改组。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明确纲领,同时也由于不断地重复主要依靠个人忠诚,而不是建立严格党纪这一错误,因此他的政党缺乏广大群众基础。”

  这年九月,宋庆龄接替大姐宋霭龄,担任英文秘书,每天与孙中山一起工作。十一月,她给远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May-ling)写信:“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不久,宋庆龄到上海侍候因病先回国的父母。据日本员警报告,十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给上海洛士文.宋发了一封挂号信。”她在中国住了近三个月,直到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七日才回东京小住,孙中山去接她。侦探们报告说,她与孙中山频繁会晤,直到六月二十一日。

  爱情与革命结合

  可能在这段时间,孙中山向宋庆龄求婚。廖梦醒(Cynthia Liao)听父亲廖仲恺与母亲何香凝讲过一段趣事:他们一起去日本热海游览,爬一座小山时,宋庆龄先到山顶,孙中山紧跟在后,然后是廖仲恺,但孙中山用手示意他别跟着。廖仲恺就叫别人也不要往上爬。之后,宋庆龄与孙中山相偕下山,两人面露笑容:他们已经决定了。

  一九一五年三月,孙中山派秘书朱卓文到澳门,争取元配夫人卢慕贞同意离婚。孙中山写信告诉她,他打算同谁结婚,以及为什么有这个打算。卢慕贞理解他。她说,她不会写中文与说英语,还缠过足,走路都不利索,不能像庆龄那样帮助他。

  同年六月二十八日,日本外务省暗探注意到,孙中山发了一封挂号信给宋耀如。五天后,他又向同一地址发了一个电报给宋庆龄。此时,宋家发生一场尖锐冲突。宋庆龄失去了行动自由。

  宋庆龄回上海之前,与孙中山商定,争取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但一到上海,她发现两位老人另有打算,要把她嫁给城里一个富有的基督教家庭子弟。她平生第一次不听话,宣布除孙中山不嫁。二老勃然大怒。

  他们说,孙博士已有妻室子女,做丈夫年纪太大了。他连生活需要都无从保证,更谈不上享受。作为一位革命家,他们尊敬孙中山,但他们不愿意女儿去过危险又困苦的生活。折磨人的争执中,宋庆龄昏了过去,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楼上卧室的床上,经过情形一点也不记得了。卧室门已被反锁,她强忍的泪水,一下子如泉涌出。

  这年十月初,孙中山又派朱卓文到上海,把宋庆龄接回日本。朱卓文有个女儿,英文名叫“慕菲雅”(Muphia),是宋庆龄儿时朋友。父女两人到了上海,设法与宋庆龄接上头。她偷偷溜出屋子,给父母留下一张字条。

  十月二十四日,宋庆龄回到日本。日本密探报告说:“下午一点半,孙中山乘汽车去东京火车站。一点五十分,与宋庆龄及另一位中国女士返回,她们从上海来。三人于两点半到达孙中山寓所。”第二天,他们结婚。“四点半,孙中山与宋庆龄,去和田瑞(Mizuho Wada)律师家赴宴,晚七点半回家。”

  结婚是在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结婚誓约书上是二十六日,因为按照日本风俗,双日对新婚夫妇吉利。有人说,结婚在一年之前,即孙中山离婚之前。宋庆龄后来写道:“我们的政敌责备我们在孙中山还有妻室时就结了婚。”她把任何关于婚前同居说法,斥为“彻头彻尾的谎言”。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六日、十七日与二十五日,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信函,提到有人重复这些指责时说。

  结婚誓约书用日文起草,双方保证“永远保持夫妇关系”。日本朋友梅屋庄吉(Sokichi Umeya)夫妇主持婚礼,经孙中山事先安排,宋庆龄婚前住梅屋家。少数几个朋友参加婚礼,其中有廖仲恺一家。廖梦醒十一岁,日语已很流利,充当了翻译。

  结婚那天,在和田瑞家签署誓约书后,按日本风俗,喝小糯米团赤豆汤、唱婚礼歌。廖梦醒问宋庆龄要她戴的珠串,新娘答应“等你长大了”就给。廖梦醒后来回忆:“婚礼上,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美丽、非常苗条、非常文静。此后,我常常去看望他们。”接着,在梅屋家中举行招待会。

  “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多年以后,宋庆龄给爱泼斯坦信上这样说:“母亲哭着,患肝病的父亲劝着……他甚至跑去向日本政府请求,说我尚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

  “尽管我非常可怜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啊,艾培,尽管这已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我仍然觉得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一样。”她写这些话的时候,已年过八十。可见这件事,给她内心的伤痕有多深。

  袁世凯复辟失败

  宋氏夫妇没过多久接受了这桩婚姻。他们送给女儿、女婿的结婚礼物,包括一套四件藤木傢具,一条百子图绣花被面,一件宋老夫人昔日成亲时穿的锦缎长袍。

  婚后,宋庆龄写信给美国友人安妮(甘特).安德森(Annie(Gantt)Anderson),“婚礼最简单不过,因为我们都讨厌铺张仪式与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很愉快,尽量帮助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已能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译。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

  另一封信里,她说:“你知道我讨厌出头露面。但结婚之后,我要参与许多本来不愿意参与的活动……我每天要见许多人:实际上我是完全为环境所迫,才从‘我的壳’里被拉出来。”

  宋庆龄仍然保持着顽皮的幽默感,给另一位威斯里安同学信上说:“我们班上那些老小姐怎么样了?她们在做什么─‘等着别人来钓’还是‘等着别人上鈎’?”

  很久以后,她追记新婚生活:“我们在东京的家里挂满了地图。我的丈夫藏书不少。每天晚上,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观看中国地图,把开矿与建设铁路的地点标出来。我念书给他听,有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也有科学家与作家,如埃利斯(Havelock Ellis)、辛克莱(Upton Sinclair)著作。”

  一九一五年一月,欧洲列强忙于厮杀,日本为独霸中国,向袁世凯提出恐吓性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乖乖地接受了。这年底,袁世凯公然称帝。没多久,蔡锷在云南起兵讨袁,很快在重要邻省四川立足。孙中山大为振奋,与起义军取得联繫,陈其美及其部属蒋介石等,被派往上海组织一次陆海军起义。起义虽然失败,却使袁世凯大为震动。

  在孙中山指挥下,全国各地纷起讨袁。一九一五年四月,孙中山在东京发表讨袁宣言,宋庆龄译成英文,向全世界散发。举国声讨下,袁世凯凄惨地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前后只经过八十多天。

  一九一六年四月,孙中山从日本秘密返回上海。五月中旬,宋庆龄也搭法国邮船公司(Messageries Maritimes Co.)班轮回国。五月二十日,她写了一封信给东京梅屋夫人,说她已于前一日安抵上海,就得“帮忙处理大量文书工作”。这里暗指的是,孙中山《第二次讨袁宣言》。

  就在宋庆龄抵沪前一天,陈其美被袁世凯派遣的刺客枪杀。“陈其美遇刺骇人听闻,但他只是在袁世凯手中被害的许多无辜爱国者之一。”宋庆龄在五月二十七日,给梅屋夫人第二封密信中写道:“所见所闻,使我内心十分忧伤,但真理必将永存,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中国再次恢复和平与繁荣,并为人类造福。”

  她给另一位友人信中写道:“我到达之前,他(指孙中山)的住处与陈先生寓所相近。他一向无所畏惧,即使有许多特务跟踪他时也是如此;所以除非我与他在一起,我总是不放心。但有许多事情他必须亲自照看,因为他是在这个可怕时刻,唯一能挽救我们中国免于毁灭的人……”

  “我们很快将离开上海”,她接着写道:“请仍把给我的信寄到上海,由山田纯三郎(Junsaburo Yamada)转交。信上不要写什么重要事情,也不要提我丈夫名字,因为陈先生就是在山田寓所被袁的特务暗杀。”

  袁世凯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病死。黎元洪当了总统,权力落入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总理之手,时局毫无起色,但政治紧张气氛稍有缓和。

  七月末,宋庆龄病倒了,严重肠胃炎,发高烧。孙中山很着急。八月中,宋庆龄病愈,夫妇俩到浙江宁波、杭州与绍兴旅游。回沪后,宋庆龄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九日给梅屋夫人信上说,以后通讯可写上海正式地址:“环龙路六十三号”,“我们家经常宾朋满座”。他们的“地下”生活结束了。

   (“孙中山与宋庆龄”系列之一)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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