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丽淑:六十九载“中国春秋”

  耿丽淑在工作。作者供图

  文|何雁

  耿丽淑(Talitha A. Gerlach,1896至1995年),宋庆龄最亲密女友。这位美国女士年近百岁时,依然保持着沉静而娴雅的魅力,雪白圣洁的银发,蓝灰色柔和的眼睛,嘴角略含笑意,似乎有一种苍劲感。

  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曾任香港保盟中央委员会成员,与耿丽淑一起共过事。一九九五年冬,我去北京友谊宾馆拜访爱老。爱老问我:“你去上海,见到耿丽淑吗?我是在耿丽淑处于最困难时期认识她的。那时,她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尽管事业几经曲折,她始终像磐石一般坚定。”

  建立“地下邮线”

  耿丽淑与宋庆龄的交往,可追溯到抗战时期。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次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向全世界募集资金与医药物资,以支援敌后抗战基地,宣传中国战争情况。

  同年8月,宋庆龄委派原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干事吴大琨,到上海筹建保盟分会,并委托耿丽淑协助。分会核心成员一共五人,除吴大琨与耿丽淑,还有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负责人吴耀宗、上海麦伦中学校长沈体兰、上海大美出版公司经理张似旭。

  耿丽淑作为唯一外国人与女性,当选保盟上海分会秘书,公开身份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顾问。当时的上海,国民党密探与日本特务遍布大街小巷,保盟分会这个秘密组织,有大量工作要做,怎样才能暗中取胜呢?这就需要每个人智勇双全。

  1979年,宋庆龄(前排左)在北京寓所会见耿丽淑(前排右)。后排右为马海德。周幼马摄

  耿丽淑负责收集抗日时局、难民与急需物品情况,写成报告给宋庆龄。这些报告如从邮局寄出,一定会被扣压,惹来麻烦。耿丽淑看中一个时机:有一艘美国“总统号”客轮,每周从上海转道去香港。她根据报纸登载客船时刻表,来到码头混入接客人群,上船投递邮件,建立起一条“地下邮线”。这艘船经过香港,邮件会送到宋庆龄手中。

  耿丽淑自豪地称之为“信件走私”。她已经适应这种地下工作方式,总能老练地甩开日本密探跟踪。当然,还有接应、转运捐募财物、举办义演、义卖等活动。保盟分会刚成立,新四军代表就出现在她的办公室了。

  1939年初的一个早晨,耿丽淑正在工作,听到轻轻的敲门声,进来一位穿皮夹克、戴深咖啡色礼帽的男士。分会工作是单线联系,这个人耿丽淑却不认识。他自我介绍说:去冬,他到香港见孙夫人,孙夫人要他来这里。他带有介绍信,是一方白手绢,经过显形,看到了史沫特莱的签名。他叫沈其震,皖南新四军军部医务处长,在北平协和医院当过医生,叶挺将军的好朋友。

  沈其震是来紧急求援的,列数一大堆项目:手术器械、药品、被服、食品等。“你看,我们什么都要!”他有些不好意思。“沈其震博士,只要我们有,你就搬。”当天,耿丽淑带他去仓库,取出全部物品。尤为可贵的是,还有“白浪多息亦”消炎药,属于国外刚投产新药。

  之后,沈其震经常来往于皖南与保盟上海分会。有一次,他还带来日军钢盔、炮弹壳等战利品,提供分会展览。至于保盟,则为新四军提供了大量物资。沈其震记得,在一次部队转移中,用三百多个民工,搬了一整天。 

  耿丽淑于1982年写下书面回忆:“这么多救济物品,通过邮局运出去不可能。我们只能做好伪装,派人一个点一个点地接应。有些医药用品,则利用邮局内线,到指定接头地点,把东西混在已经检查过的包裹中运走。保盟分会有些青年人,机智地打通国民党封锁线关卡人员,为我们运送新四军物资开绿灯。我毫不隐瞒地说,有些激进的国民党官兵确实帮了我们很大忙。不光如此,我们还得到一些去内地的外国朋友帮助。我要感谢美国朋友服务团、美国基督教公益会一些朋友们,为我们突破一道道封锁线,做了许多卓越工作。”

  1939年春,吴大琨以上海市民协会名义,带领六十多人的代表团慰问皖南新四军。出发时,耿丽淑写信托他带给史沫特莱。归途中,吴大琨遭到国民党特务绑架。这年七月,保盟分会另一个成员张似旭,也遭到日本特务暗杀。

  沈体兰劝说耿丽淑,停止向宋庆龄转送密件这项十分危险的工作。“我会非常小心的。”这是耿丽淑的性格,越是艰难时刻,越是坚定而冷静。她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海关码头,有一点不同,手里捧着一束玫瑰。宋庆龄喜欢玫瑰,曾装在信封里寄给她。

  耿丽淑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保盟上海分会支援抗战,虽然没有经过炮火硝烟洗礼,但也同样经受生与死的考验。

  中学时代的耿丽淑。作者供图

  难舍的友情

  1896年3月,耿丽淑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父亲是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堂牧师,家里经常宾客盈门。从父亲与朋友们的谈话中,她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在她幼小心灵里,萌发了遨游遥远东方的幻想。

  她长大了,果然一个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耿丽淑从巴特勒大学社会经济系毕业,即到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这个来中国的机会,是她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那是1926年,她还不到三十岁。

  耿丽淑为青年妇女做一些社会服务工作,接触到社会底层劳动人民。于是,她了解到中国─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呈现在她面前的,却是战乱、饥荒,是西方列强的压榨与欺凌。她的心颤抖了:难道中国就甘心如此受欺压吗?要为苦难的中国人民多做一些事,成为她的一个强烈愿望。

  在保盟上海分会工作,耿丽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宋庆龄。她心里认为,宋庆龄不畏强暴,忠贞不渝地维护孙中山“三民主义”。抗战期间,她不仅给予中国共产党人极大援助,还唤起一批爱国民众。国民党多次给她恐吓信,还给她寄过子弹头,以此来威胁她。她没有被吓倒,相反更坚定地投入工作。这样一位坚强女性,一定是可敬而不可亲的人。

  耿丽淑与父亲在一起。作者供图

  然而,事实否定了她的看法。1940年初秋,耿丽淑返美探亲,途经香港,第一次见到了宋庆龄。耿丽淑回忆说:“这一天,我来到宋庆龄住所,没有想像中豪华,但却很僻静,衬托出女主人的温馨。宋庆龄出门迎接我,这是一位多么庄重的妇女啊!她亲自把我领进房间,布置简朴、雅致。由于已有的工作联系,我们一见如故,谈了许多。从言谈中,我们有了更多了解,增进了友情。”

  “这以后,保盟迁到重庆。直到抗战胜利,才迁到上海,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那时,我也从美国回到上海,在女青年会的办公室,离宋庆龄办公室只相隔两条马路,我们又有了更多交往。我经常收到中国福利基金会请柬,邀请共进午餐。我很乐意赴宴,因为说是吃饭,其实是执委会议,由宋庆龄主持,大家共同探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

  “宋庆龄是一位极重友情的人。她对自己的国家、人民,甚至对全世界赋予崇高的爱。无论谁有困难,她都极力相助,使人们无不倾心于她。”

  耿丽淑太忙了。1946年从美国回来,她挑起两副工作担子。次年初,她又被推上中国福利基金会代理总干事职务,处理日常工作。也在这年12月,她被女青年会提前召回美国。她不得不考虑,拒绝意味着被解聘,放弃即将到期的退休金。

  1927年,耿丽淑在北平语言学校学习汉语,闲暇玩箜竹。作者供图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宋庆龄跟她说起:随着解放战争爆发,美国一些主要援华团体的上层人士,政治上产生严重分歧,企图把工作纳入美国扶蒋反共的外交政策轨道。我们必须派出自己的代表告诉美国人民,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是一条灾难道路。只有美国明确表示,不再为蒋介石提供军火与军事援助,中国内战才不会扩大。而且,也必须由中国福利基金会全权代表,处理援助款项、物资,才能保证用于最需要的地方。她自然是合适人选。

  一个阴霾天。天乌沉沉的,北风漫卷黄叶。金仲华、沈体兰等中国福利基金会委员,到机场为耿丽淑送行。一辆黑色轿车“嘎”地停下来,是宋庆龄!她张开双臂,温和眸子里充满期待:“还是留下来,我们一起工作……”宋庆龄赞同她回国,友情却难以割舍。“我也希望与您一起工作。”她的脸贴着朋友的面颊,泪水滚落下来:“与您一起,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回忆。”

  两个朋友许久拥抱。“你要回中国。”宋庆龄说:“我随时等你回来。”耿丽淑从心灵感受到温暖。当时,她还不知道,这句话对她一生影响有多大!

  美中友好“破冰船”

  1949年,杜鲁门总统严禁美国援华会支援中共。耿丽淑与爱泼斯坦一起,在纽约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坚持把美国人民的援助物资运往中国。

  1988年,耿丽淑荣获“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荣誉奖章”。作者供图

  宋庆龄于1950年撰文介绍:“中国福利呼吁会是一个美国组织机构,总部在纽约,其他城市设立当地委员会,目的是让美国人民在医药、儿童护理,以及其他服务项目上帮助中国人民。它是非政治性的,见解是中国人民的政治事务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但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是所有一切美国人感到应该做的。名誉主席是爱洛缓,主席是耿丽淑。最近一个项目是‘去中国的友谊装货船’,正满载美国人民的援助物资,驶向天津港。”

  上世纪五十年代,耿丽淑被麦卡锡主义分子宣布为“支持红色中国共产党的颠覆活动”。1952年1月,她遭到纽约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解雇。对于她的打击,直接原因是在一次演讲中,她公然谴责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使美国政府敌视中国人民的错误政策继续,也将如同在中国一样,遭到不体面失败。

  上了黑名单的人,在美国要想找个工作,真是太难了。耿丽淑愤愤不平:二十五年的辛劳,难道这就是报答吗?正当她困难重重、走投无路时,收到一封电报:“立即回中国工作─宋庆龄。”这时,她才体会到“我随时等你回来”这句话的分量。

  按照宋庆龄的妥善安排,同年9月,耿丽淑绕道西欧经香港,重新回到上海,她把这称之为“投向光明照耀的怀抱”。此后,她担任中国福利会顾问,从事中国妇幼事业以及国际宣传,直至1995年,走完九十九年的人生旅程。

  据爱泼斯坦回忆,耿丽淑有一箱重要文件,是宋庆龄给她的信札,她给宋庆龄信件底稿,还有她自己的日记。这个时期,她们之间的信件交往十分频繁。

  1981年5月,宋庆龄逝世。耿丽淑悲痛极了,文件烧了整整一天。她的秘书说,当时不知道,事后问起她,她说:“我必须信守诺言。孙夫人的信后,总要我阅后销毁。”

  1991年3月6日,耿丽淑(坐者左二)九十五岁寿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称号。坐者左一为爱泼斯坦。作者供图

  现在能搜集到的,有宋庆龄写给她的九封信件底稿,时间从1949年3月至1950年5月。信件都很长,只能做部分摘要:

  1949年3月8日,宋庆龄给有关人士一份声明附件,说:中国福利呼吁会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唯一代表”。“该会已决定募款足够以后,租一架飞机装载供应品(来华)。”

  1949年9月22日信函,是宋庆龄同意耿丽淑将筹集的基金,购买当时国内匮乏的X光机等医疗器械,并提出运送来华的途径。

  1949年10月22日函件,是对耿丽淑知道中国发生水灾,准备开展募捐赈灾基金的答谢,最后特别强调:“我提议你继续做过去一直做的工作,进行加强中国友人的团结……我们要寻求协助与合作,那就是你们。”

  1949年12月9日来信说:“我谨告诉你,10月17日、18日、30日,与11月6日、18日,你的来信及各信件附件,均已顺利寄到。”“我们刚收到,洛杉矶委员会捐赠济南国际和平医院的医疗物资收据,现把这两张收据附上。一张请留在你们机关存档,一张请你寄给洛杉矶委员会。”

  1950年5月29日信札说:“我们欣赏你把中国福利呼吁会办得很活跃,把我们的工作介绍给美国人民。”“相信你会感兴趣,一个新的国家机构,名叫中国人民救济总署成立了,我被选为主席……我们能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做大量工作。”“我当然希望你继续为中国朋友们的利益工作,因为有更多理由─比以前任何时候还要多,说明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的友谊必须加深。我想,这也正是中国福利呼吁会所要服务的宗旨。”

  这些信件,是美中两国关系极其困难时期,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也是耿丽淑为中国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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