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廷龙的护书精神

护书如命的顾廷龙

  文|何雁

  学者自立于天地间,以有涯之生,获千古景仰者,咸在道德文章二事。前辈顾廷龙先生,勤慎忠实,博通经史,护书如命,毕生奉献图书馆事业,兼有两美而无遗憾矣。

  犹忆两年前,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我应邀赴上海图书馆,参加顾廷龙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坐在我前排右边,有一位白髮老人,名叫李文。作为职工代表,她谈起一件感人往事:

  “师母潘承圭出身苏州名门,原为上海合众图书馆职员。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一日,她因健康原因,写了退职信:我在职休养,已经一年多了,但是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恐怕一年内难能销假。而我思想上感到拿了工资不工作,终觉不安。因此,请求退职,以便从容休养,即希照准为荷。

  “合众图书馆于一九五三年捐献国家,两年后,改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顾廷龙任馆长。听说师母要退职,大伙儿一起劝说:每个人都可能生病。师母生病会好吗?如果不好,还有病假工资。退职后,既没有劳保,也没有医疗,病假工资也拿不到,靠您一人工资维持生活,还要给师母看病,负担很重!顾老却坚持说:这是师母的意思。最终,还是办理了退职手续。

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旧址

  “这件事,现在来讲不可理解,当时我们也是接受不了。从这些点滴往事,可以看出顾老与师母的为人。”

  一贯重视古籍修复

  李文发言后,我弯腰走到她身旁坐下,急切地问:“李老师,您认识我祖父吗?”“你祖父叫什么名字?”“何长生。”话音刚落,她用双手一把抓住我的左臂,“不容易啊!”她眼圈红了,泪光闪烁:“他有你这么大的孙女!你见过祖父吗?”我克制住感情:“没见过。我们会后再谈。”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傍晚,李文在顾廷龙纪念馆(原合众图书馆旧址)。何雁摄

  李文年已八旬,有山东人的豪爽。次日早晨,我如约来到李文家,听她讲述往事:“一九五五年初,我从鸿英图书馆调往历史文献图书馆,住在顾老隔壁小房间。顾老房间有一张圆桌,到了饭点我就过去,陪着顾老与师母,一边吃一边聊,心中有家的感觉。

  “我年纪小,偶尔还会跑到外面解馋。顾老却很容易满足,无论食堂烧什么都不会挑剔,饭后不忘把桌上米粒捡起来吃掉。只有儿子诵芬从外地回来,老两口才会改善一下伙食。刚到图书馆时,我在夜校读书。顾老为我开起小灶,每周讲授两次《孟子》。一时兴起,他会摇头晃脑地吟唱起来。后来,他让我整理张元济、陈叔通信札,教我辨认作者签名的细微变化,以此推断大致年代,使我受益匪浅。

  一九五六年,左起:李文、潘承圭、陈洁芳,在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门前合影

  “一九五六年四月,馆里来了一位老先生。我一看,呵,这老爷子身材高大,面容清秀,双眼有神,鼻樑挺直,长得好神气!让人眼前一亮。再看这老爷子真清爽,穿着白色中式上衣,脚上是黑色圆口布鞋,手里拎着一隻小藤箱,还有一个铺盖卷。他就是你祖父何长生。顾老请他到馆里从事古籍修复,有国家正式编制,户口也从杭州迁入上海。”

  对于古籍修复,顾廷龙一贯十分重视。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曾谓:“装潢之业,文化辅车,千百年来,相依相存,不可偏废。举凡图书文物,深赖装潢以维护之。”

  在《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中,顾廷龙对古籍装订模仿西方做套,以便陈列插架的做法,提出六大弊则,他建议“排列架上,不妨用旧式卧置之法,有布套或夹板者仍之,每一种夹一书籤,借时调取亦甚方便。”合众创办人叶景葵也认为,“中国书宜平放,北平图书馆善本书亦平放。”

  即使在一些细节上,顾廷龙也十分注意。比如,古籍部书库出纳台为读者提书时,要求书口朝内,书背朝外,防止书页因空气流通而翻动起来。

  “当时,我是办公室秘书兼人事,所有手续都是我跑上海文化局办理。你祖父的工作室,台子真够大!老爷子修书真是精致。纸张有许多种,我看上去都差不多。老爷子平时话不多,待人很客气。吃饭时,他喜欢喝黄酒,就点花生米之类。大伙儿知道他胃不好,劝他少喝。不久,他生病了,查出来是胃癌晚期。

  顾廷龙信札,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期间

  “一个弟子也没来得及带,很可惜。顾老真心疼!你祖父决定回杭州。按规定,医药费每月报销一次。馆里批了以后,我再去文化局报销。你祖父住院,经常报销医药费,馆里就先预支。病逝后,你祖母在一名女眷陪伴下,来到馆里。顾老接见了她们。”

  “李老师,您辛苦了!”我感动地说:“祖父入职历史文献图书馆,已经六十岁了。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却只干了一年。家中保存有图书馆七封来信,其中一封是顾老亲笔签名。顾老给予我们家庭很大帮助,全家人都感激他。请问信件持笔人是谁?” “是办公室主任郭保清。”李文说。

  废纸堆抢救文献

  一九五八年,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併入上海图书馆。一九六二年起,顾廷龙主持上海图书馆馆务,二十三年后,改任名誉馆长。其间,顾廷龙专门在古籍部成立修补组。他说,上图现藏有家谱一万种,七万五千册,数量很多,不过纸张已经很破旧。这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古籍整理工作中,修补古籍是第一步,应该把培养古籍修补人才列入规划。

  顾廷龙对图书馆事业的热爱,最初让李文难以理解。有时,顾廷龙正吃着饭,屋外传来收破烂的小贩吆喝声,他立刻发话:“李文,你快去叫住他。”当着众人的面,堂堂馆长在废纸堆里翻来捣去,如果发现有价值的‘宝贝’,他会出双倍价钱买下,比如永安公司老板郭家日常开销帐册。

  “在顾老手下工作,我们经常自嘲是收垃圾的。”李文诙谐地说:“就我个人而言,多年没有穿过一件好衣裳。周谷城、胡道静、吴湖帆等学者常来,要是图书馆下班了,顾老会亲自去书库取书。有些书很少人借,积了一层灰,顾老的习惯动作就是拿衣服袖子擦拭。

  “我到历史文献图书馆的第一天,为了积极表现,特意起了个早,去办公室打扫卫生,把屋里的垃圾都倒掉了。顾老来了,脸色有些异样,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他会表扬我,谁知捱了一顿批评,‘谁让你倒的?’事后,我知道自己坏了规矩。以往的经验是,垃圾先装进麻袋,实在装不下才倒掉,但必须再检查一遍,防止遗失重要的卡片或档案。

  “解放初期,我们依据上级指示,接管其他单位的图书资料。由于历史文献图书馆规模小,论资排辈只能落到后面,眼睁睁地看着好东西都被别人挑走了,大伙儿心里很不是滋味。唯有顾老若无其事,似乎还有些庆幸,‘我们这里地方小,其他图书馆要是看中了,能给它们一个归宿,我也就放心了。’终于轮到我们了,眼前的景象可以用一片狼藉来形容,顾老这会儿变得斤斤计较起来,‘千万要细心,片纸隻字皆史料。’”

  最让李文难忘的是,一九五五年秋某日晚上,顾廷龙接到上海市文化局来电,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了一大批废纸,大约有二百担,其中或许有线装书,准备送去造纸厂做纸浆。

  顾廷龙连夜奔赴现场察看,发现“废”中藏宝,翌日即带领同事前往翻检。工作现场是纸屑飞扬的垃圾堆,他们不顾尘垢满面,汗流浃背,一大包一大包地解捆,逐纸逐页地翻阅,只要有资料价值,绝不轻易放过。

  经过连续十一天劳作,一大批珍贵历史文献被抢救出来。从内容上说,有史书、家谱、方志、小说、笔记、医书、民间便览、阴阳卜筮、八股文、帐簿、契券、告示等。就版本而言,有传世孤本明万历十九年刻《三峡通志》,流传稀少的明本《国史纪闻》、《城守验方》,明末版画上品《山水争奇》,还有不少旧抄与稿本。

  一九五五年,从废纸堆里抢救出来的孤本《三峡通志》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硃卷与家谱之所以成为上图收藏专门,与这次废纸堆中披沙拣金分不开。鉴于此次发现大量经济、教育、风俗等史料,绝非从正史中能找到,也不是花钱可随便买到,顾廷龙随即在报上撰文,呼吁各地文化教育机构关心图书文物情况,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以杜绝将珍贵文献弃为废纸的现象再发生。

  同时,顾廷龙提出十数种容易被人们忽略的资料,譬如旧社会死人,大都要发“讣闻”,有的附上小传,有的附上哀启。若将许多小传汇编起来,就会起到类似明朝《献徵录》、清代《碑传集》的作用。又如,旧的电影说明书汇集起来,就是电影事业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李文说:“解放初期,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当时没人理会家谱,这些又脏又破的旧物。我们也是敬而远之。顾老却独具慧眼,本来废纸一堆的家谱,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获得了新生。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老先生真了不起,他能坚持下来需要多大勇气。今天,我们谈论如何追寻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家谱的研究价值是其他史料无法比拟的。上图家谱文献对外开放前,新闻工作者邓拓是第一个读者,顾老帮忙一起查找资料,直到对方满意离开。”

  甘为他人做嫁衣

  顾廷龙用六个字概括一生:“收书、编书、印书”,可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他提出“孤本不孤”的印书计划,“人生时间有限,与其个人出书,不如为印行先哲遗稿多花点精力,聊尽后死之责。”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顾廷龙筹建上图影印工场。在短短几年中,即有三十馀种馆藏珍贵文献公诸于世,包括宋本《唐鉴》、《孔丛子》及乡先贤《侍郎葛公归愚集》、《韵语阳秋》;明刻本《松江府志》、《三峡通志》;清刻本《康熙台湾府志》;稿本《古刻丛钞》、《刍牧要诀》、《稼圃辑》等。

  顾廷龙一生编过不少书,“尤以编书目居多,或个人独编,或集体合编,这是职业使然。”诸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四十年代《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五十年代《中国丛书综录》、八十年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及九十年代《续修四库全书》。

  顾廷龙所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深受合众创办人叶景葵赏识,邀其主持合众馆务

  一九六〇年,顾廷龙发起编撰《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李文回忆说:“这年四、五月份,顾老找我谈话,说馆里拟把解放前旧期刊社科类论文编成索引,你就到徐家汇藏书楼筹备小组报到吧。他嘱咐我努力工作,在工作中好好学习。从此,我走上编製期刊索引工作之路,直到一九九六年退休。

  “不久,《汇录》编辑小组召开成立大会。顾老首先发言,特别强调把浩如烟海的资料,编成一个完备目录,是为研究者积累知识、节省时间与精力的一门学问,勉励大家尽力完成任务。汇编工作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至一九四九年解放,跨度一百零九年,所以汇编小组简称‘一〇九’。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我们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上班,晚饭后加班到九时左右,每个星期日加班半天。后来形成制度,既没有加班费,也没有调休,大家自觉遵守,很少有人请假。查库工作一结束,即投入抄卡,卡片是从纸厂购买边角料,切割成卡片大小,纸质各不相同,一式三份,再加复写纸共五层,用圆珠笔抄写。顾老经常来指导工作。”

  《汇录》第一辑出版后,编辑小组正在校阅第二、三辑清样,并准备将一九一九年以后各辑资料送出版社时,“文革”开始了。汇编工作被迫中断,卡片资料装箱储存,造反派“扫四旧”,竟以“房屋拥挤”为名,以六分钱一斤代价整车运出,卖给造纸厂回炉。

  每念及此事,顾廷龙老泪纵横。这些期刊资料共有一百多万张卡片,一百多人花了七年时间,从二千五百多种期刊中抢救整理的啊!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汇录》才重新编製、陆续问世。

  俞尔康作为《汇录》主要负责人,因积劳成疾,不幸于一九七三年病故。上世纪八十年代,《汇录》发过唯一一次编辑费,编辑人员各八十元。顾廷龙特批俞尔康一百五十元,由李文陪伴到上图家属宿舍,把钱交给俞夫人。俞夫人感动不已,让孩子们跪下磕头。

  李文忆起,俞尔康进入历史文献图书馆,完全是毛遂自荐。他原是浙江宁海某小学教师,来信表达对文史及图书馆工作的兴趣,并随函附上用小楷书写的研究明史论文。顾廷龙阅后十分欣赏,让李文约他来沪面谈。俞尔康不负众望,成为继王煦华之后,顾廷龙在业务上的左右手。

  “‘文革’中,顾老捱批斗,师母被迫害致死。我不知如何宽慰老人。我带着孩子,捎上饺子、松子糖、花生,这些都是顾老爱吃的。顾老很高兴,但他闭口不提师母的事,我也没敢吭声。‘文革’结束,物质供应还不充裕。有一天,顾老突然来看我,把儿子诵芬孝敬他的麵粉、猪油都拎了过来,说是我家人多,口粮不够,使我热泪盈眶。”在李文心目中,顾廷龙是导师,更是父亲一般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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