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探源/赵稀方

  《遐迩贯珍》创刊号旧本曾于二〇一〇年在第四届旧书字画拍卖会上拍卖。资料图片

  有关于香港文学的起点,目前最早追溯到一八七四年王韬创办的《回圈日报》,我觉得还可以再往前探源。香港文学乃至于香港中文文化书写的起点,都可以从一八五三年香港最早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谈起。

  《遐迩贯珍》是香港第一部中文期刊,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第一部中文期刊,深具历史价值。不过,香港文学研究界却没什么人注意这个刊物,原因大概是,在人们心目中,它只是一个西人创办的基督教刊物。其实,情形没那么简单。

  《遐迩贯珍》的确由早期来中国的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urst,一七九六─一八五七)所创,不过,它虽具传教性质,却已经是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报刊。

  《遐迩贯珍》本身篇幅不大,少至二、三篇,多至七、八篇。刊物每期都有一个固定的“近日杂报”新闻栏目,其他有杂论、游记、翻译等,与基督教有关的文章并不多。一般以为《遐迩贯珍》的文章都出于西人,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刊物的作者乃至其编者,其实中西都有。《遐迩贯珍》的文章作者不具名,在中文目录上和文章本身都看不到作者的名字,这是人们搞不清作者国籍的原因所在。然而,在不为人注意的英文目录中,却有线索。一些中国人投稿的文章,在英文目录上都被标明“Communicated by a Chinese”。

  《遐迩贯珍》上有几篇最具文学色彩的游记散文,作者都是中国人,它们分别是《琉球杂记述略》(一八五四年第六号)、《瀛海笔记》、《瀛海再笔》(一八五四年第七号,第八号)、《日本日记》、《续日本日记》和《续日本日记终》(一八五四年第十一号、十二号,一九五五年第一号)。这几篇散文所占刊物的篇幅都颇为不小,第六号、第七号、第八号的《遐迩贯珍》,除了新闻和《伊索寓言》翻译这两个固定栏目外,全刊都只有《琉球杂记》、《瀛海笔记》及《瀛海再笔》一篇文章,成为这一期刊物的主体,《日本日记》更是连载了三期,可见《遐迩贯珍》对于这几篇散文的重视。

  从题目可知,《琉球杂记述略》是琉球游记,《日本日记》是日本游记,《瀛海笔记》在题目上未提供国名,实乃英国游记。因为交通等原因,历史上中国人游览海外—尤其是遥远的欧美—的文字殊不多见。近代西学东渐以来,才开始有国人西去,留下纪录。《瀛海笔记》一文作者称,他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佘的《瀛环志略》二书,认为都“为精博可信之本”,然而他在英国呆了七个月,“凡英士民物之蕃庶,建造之高宏,与夫政治之明良,制度之详备,有可述者,皆笔而书之。据所见而质书之,探本溯源,莫不历历如聚米,如画沙,聊以补二编之末备。”作者看起来是有知识的人,希望能够以游记散文的形式给国人补充对于英国的感性印象。

  《瀛海笔记》颇具文采,开头是:“友人云,壬子二月初,由香港附西国海舶,扬帆登程,向西南驶行。二三日犹隐约见山,海水深蓝如靛,十余日则浩渺无边,汪洋空阔,不见涯岸岛屿,惟飞鸟黑白成群,翱翔觅食,或飞鱼鼓翅舞跃,亦时随舟中,为人所捕。”文中描写了一路所遇,介绍了英国的火车、教堂、民俗、自然风物等新奇事物,并时与中国内地进行相比。可以说,文章既有思想价值也有文学价值。

  文章开始的“友人云”,乃编辑所语,文章末又有类似的文字,“以上各条,友人据所见而录之,余据所录而稍为修饰叙述焉。其一切睹见未真,访询未确者,概阕而不登,乃参酌付梓。”据考证,编辑润色者应该是国人王韬。

  除这几篇游记外,《遐迩贯珍》还有不少中国作者的文章。据日本学者研究,《西国通商溯源》、《粤省公司原始》等文可能出自王韬之手,《英国国史总略》、《续英国国史总略》可能出自蒋剑人之手,法国圣女贞德的传记《佛国烈女若晏纪略》和《马可顿流西西罗纪略》应该是蒋剑人与艾约琴共同撰写的介绍西方文学文章的一部分。《景教流行中国碑大耀森文日即礼拜考》则标明了作者为中国科学家李善兰。这些文章涉及经济、历史、宗教、科学等,是中国学者较早介绍西学的文章。从文学角度看,蒋剑人与艾约琴撰写的介绍西方文学的文章较可注意。

  在翻译介绍西方文学方面,西人较为积极,原因大概是中国人对于西方的科技等较有兴趣,西人却重视介绍自己的文学成绩,以示西方文学成绩并不逊色于中国。

  《遐迩贯珍》最大篇幅的翻译,是从一至十二号的一个固定的翻译连载“寓言一则”,这个寓言即今天的《伊索寓言》。《伊索寓言》在中国的翻译,自明清之际利玛窦的《畸人十篇》就开始了。晚清以来较为流行的是罗伯聃的《意拾喻言》,《遐迩贯珍》则将其改译为“伊娑菩寓言”,重新刊载。

  《遐迩贯珍》中最值得一提的翻译,是对于英国诗人弥尔顿的诗歌翻译。一九五四年第九号《遐迩贯珍》刊载了“西国诗人语录一则”,以四言的形式翻译了弥尔顿的“Blindness”。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中国对于外国诗歌的最早翻译,一般都认为是一八六四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翻译、董恂修改的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人生颂》。此说来自于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多数文学史都采用这一说法。《遐迩贯珍》对于弥尔顿诗歌的翻译,将外国诗歌译入中国的时候提前了十年。这首诗的译者不明,不过大致可以肯定是中外人士合作的结果,没有西人,难以了解弥尔顿,没有国人,则写不出这样的四言。

  作为鸦片战争以后第一份可以自由流通和阅读的刊物,《遐迩贯珍》在当时广有影响,销售除香港外,还有广州、上海等地区。据一八五六年第五号终刊号“遐迩贯珍珍告止序”:“遐迩贯珍一书,自刊行以来,将及三载,每月刊刷三千本,远行各省,故上自督抚以及文武员弁,下递工商士庶,靡不乐于披览。”如此一份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刊物,出自于香港,足见香港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的前沿位置,而中西文本的混合性也正适合我们去辨析香港文化身份的后殖民特征。谈论香港文学乃至香港文化,忽略了《遐迩贯珍》,是很可惜的。


关注大公网《晨读香江》公众号

责任编辑: 大公网

热闻

  • 图片

大公出品

大公视觉

大公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