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中的数学/李梦

  丢勒版画作品《忧郁》/作者供图

  最近在读《西方文化中的数学》,没想到,学者克莱因这一部回溯数学之于西方文化演进意义的专著,竟给我这个“数学盲”带来投入且畅快的阅读感受。

  数学在西方文化史中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中世纪,当圣奥古斯丁等人笃信“《圣经》之外的任何知识,如果它是有害的,就应该被抛弃;如果它是有益的,就包含在《圣经》里”的时候,整个欧洲数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入了停滞不前的阶段。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理性的思辨重又为人们所珍视,一众画家及雕塑家也在这个“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找寻数学与艺术的潜在关联。

  这些理性与人本精神的倡导者将几何学的测量与透视技法用来描绘并雕塑人体与风景。达芬奇的众多手稿与设计图纸,以及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等名作,均是例证。另外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画家,是北部文艺复兴代表人物、荷兰人丢勒(Albrecht Dürer,一四七一至一五二八)。

  丢勒是双子座。虽说双子座的艺术家不胜枚举,但依丢勒的性情和他的创作风格,应该更偏向处女座才是。他的画作不论写人抑或写物,每每笔调冷静抽离,理性克制,且迷恋于物件细部的写实与逼真,对于完美主义颇有些异乎寻常的执着。他将兔子的皮毛与刺猬背后的细针画出相片一般的真确效果,连他的自画像也都是冷静抽离、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丢勒迷恋几何学,曾写过几本研究人体比例的专著,还曾在若干版画作品中呈现自己对于几何构型与比例测量的热衷,那幅有名的《忧郁》(Melencolia)便是一例。

  《忧郁》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画幅不大,内容却十分丰富。古希腊哲人口中的“忧郁型”体质被丢勒呈现在画布上,画中单手托腮的、沉思的少女,便是忧郁的象征─大地之神的女儿。通常,“忧郁型”体质的人多从事哲学、艺术与文学创作,因此丢勒在画中女子身边摆放了象征几何学与数学的多面体和球体,象征科学的天平,还有象征工程与测量的圆规与尺。在画家看来,数学与艺术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艺术家创作一幅画,并不能单单依靠天马行空的想像,还要有扎实的透视学原理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丢勒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其他画家的作品,每每予人和谐理智的观感,秩序感极强,不允许分毫错乱。

  马列维奇作品《黑方块,红方块》。作者供图

  说到“秩序感”,我们总会想到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一八七二至一九四四)与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一八七八至一九三五)的作品。两人均活跃在世纪之交的欧洲画坛,前者是荷兰风格派的代表人物,后者则一手推动了至上主义的发展。说起来风格派与至上主义在构图上很有些相似之处,用浅白一些的话讲,差不多就是“画方块”。蒙德里安用笔与直尺画出间隔不等的线条,再将线条之间的空白处涂上黑白两色及红黄蓝三原色。马列维奇也常常只用黑白红黄蓝这几种基本色彩画方块,他的那幅惊世之作《白底上的黑色方块》虽说任何一个小学生都能画得出,却预示着至上主义的兴起,以及画家对于极简几何体的痴迷。

  蒙德里安与马列维奇在职业生涯早期,曾经模仿过莫内与梵高的创作风格,也曾经被毕卡索等人的立体主义吸引。不过,画得久了,他们渐渐抛开具象,单单以色彩、线条与几何空间入画,马列维奇的风格甚至被称作“几何抽象派”,可见这位画家对于几何学、对于理性与秩序感的关注。他的画作看似简单,乍看不过是不同形状几何图形的拼接与堆叠,但这种看似抽离、不受作画人情绪影响的作品,留给观者的解读空间与具象写实的画作相比,往往更加丰富。我们既可以将这些“无物象”的作品放在形而上的哲学语境中思考,也能用数理的、逻辑的理论来解释它们。

  达芬奇曾不无自豪地说:“欣赏我的作品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是数学家。”数学,特别是应用数学中的严谨与理性,在相当程度上中和了艺术家天马行空的想像,既为画作本身增添了秩序感,也引导艺术家的创作走去更神秘、更耐人寻味的情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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