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维拉画花/李 梦

  图:里维拉画作《花之日》 作者供图

  一直很想写写里维拉(Diego Rivera,一八八六─一九五七),倒不是因为他与他的同样传奇的画家妻子弗里达(Frida Kahlo)之间纠葛缠绵的爱情故事,而是因为这位墨西哥当代艺术家很喜欢画花。与其他热衷以花入题的画家如莫奈与梵高不同,里维拉选择花作为其艺术创作的重要意象,并非因为他对于花的色泽与形态如何感兴趣,也不是为了透过画花来表达自己热烈饱满的情绪,而是借花写人,由卖花人的故事牵引出他对于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的思考。

  里维拉注定是为画画而生的人。当他还是三岁小男孩的时候,他时常在家里的墙上涂鸦,身为教师的父母并没有指责他,反而给他粉笔和黑板,鼓励他作画。像那个年代很多爱艺术的年轻人一样,里维拉长大后离乡,先是去了西班牙,又到法国,并在那里接触到一众立体主义画家及其作品。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的欧洲,特别是法国,正是众多艺术流派更迭起伏频密的时期。毕加索、杜尚、莫迪利安尼……这些在现当代艺术史中颇具名气的艺术家,都曾在巴黎或长或短的居住过一段时间。初来乍到的里维拉,正是从立体主义及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中,汲取了不少灵感。

  我们如今回看这位墨西哥人创作于一九一○年代的作品,不难发觉它们深受毕卡索画风影响,摒弃过往作品中的写实主义,也不再受到透视法固限,转而以拼贴堆叠的方法作画。当时,里维拉作品中找不出任何与众不同的元素,只是机械的模仿,而他的那些作品,与任何一位崇尚立体主义或抽象主义的画家并无二致。这对于天生热爱探索与尝试的画家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一九二○年,因了墨西哥驻法国大使的提醒,里维拉做出一个足以影响他后半生艺术创作的决定──游歷意大利。

  里维拉在意大利的教堂中初遇文艺復兴时期壁画,并为其深深吸引。他喜欢用鲜艷的颜色,也喜欢用色块拼贴的方法作画,如是画风无疑是适合壁画创作的。其后的日子里,他去了美国,又回到墨西哥,在三藩市、墨西哥城和纽约等地留下了他的壁画作品,他甚至加入了墨西哥共产党,借公共场所展示的大幅壁画以及油画,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里维拉的画作中常常有花,花却每每不是画中主角。他的作品《花之日》以及《载花人》等,关注的不是那些漂亮的花,而是种花且採花的辛劳农人。墨西哥地处热带,花卉种类众多,也不乏农人以养花谋生。在《载花人》中,画幅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盛满花的竹筐,佔去将近三分之一画幅。竹筐压在一位戴草帽的墨西哥农人身上,身后是他的妻子,低首,沉默。这对衣着素朴的农人夫妇正合力将新鲜的花运往市集售卖,赚些养家餬口的费用。

  画家在构图上刻意夸大了竹筐的尺寸,以凸显画中人的辛劳。而看似美好纯洁的鲜花,在这画中竟成为压在农人肩上的重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绝妙的反讽。

  同样的反讽,也出现在《花之日》中。画作以俯视构图,观众由高处望向背负画框的农妇,筐中装满了马蹄莲。农妇低着头,双臂箍在胸前,看得出异常吃力。她身旁的农妇大多赤着脚,有的背着幼儿,有的像画中主角一样,背着或捧着众多花束。画家将马蹄莲画得特别大,以至于这些花少了美感,多了些霸道甚至嚣张的意味。花在人身边,不是装饰,也非映衬,而是辛劳生活的某种隐晦的写照。画家描摹生活之艰辛,却偏偏借来花这一甜美无忧的意象,一光一暗之间,张力亦愈发鲜明。

  两幅画看似平静,用色也鲜艷,细读时却很有些忧伤无奈的意味。画家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找到了一处平衡,以至于这些描摹花农生活的作品既不因过分关心画中人衣饰等细节而流于琐碎,也不像他早年间模仿立体主义创作时那般为了创新而创新。对于一位画家而言,再没有什么比找到自己的叙事节奏与风格更为重要。里维拉的画常常是简单的,却看上去稳重而深沉。

  画家将自己从欧洲学来的技法用来创作回应墨西哥社会景状的作品,不虚浮也不迎合,不论从艺术抑或社会意义上讲,都显出真诚的意味。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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