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从推动“大湾区”建设开始/沈家聪

  民主党胡志伟的“和解论”引起各方议论,尽管建议未获各方支持而夭折,但是从其建议方案本身,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应来看,“特赦”不获认同,但“和解”却得到普遍的贊同。客观事实是,社会有强烈的意愿希望改变过去的极端对立的局面,以理性态度去议政论政,因此,和解不应受到此次事件的负面影响,各方应当从各种可行性方面入手共同推动以酝酿新的政治气候。值得注意的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受到市民的一致支持,眼前特首带团去大湾区访问,香港如何抓紧大湾区机遇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是各界应当思考的问题。而如果“泛民”真的有意“和解”,就应当放弃极端的政治立场,放下歧见,用实际行动去展现“和解”的诚意。

  市民期望改变极端政治生态

  尽管胡志伟最终以道歉方式收回“特赦论”,但是综观整件事社会的态度,可以发现,“特赦论”支持者少之又少,但“和解论”却是支持者众。不论是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还是反对派成员,在表达反对“特赦论”的同时,没有人反对或怀疑社会需要“和解”。这种现象与过去类似的政治提议结果截然相反,可以说它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和解”是香港绝大多数的意愿。

  为什么市民希望和解?舆论有不同的分析,包括反对派的头面人物,甚至于《苹果》老闆黎智英昨日亦撰文支持胡志伟的“和解”意愿。黎某人向来抱以极端立场,本身亦是“佔中”被捕者之一,他贊同“和解”论,很难不令人质疑其真正立场。但是,问题也在于,为什么黎某所代表的反对派势力希望走到“和解”的方向?实际上这说明了香港社情民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反对派意识到,再继续过去那种“佔中”式的政治对抗,不仅不可能争取到民意,更极可会去议会的力量。

  这种改变是从特首选举后开始的。市民普遍厌倦极端的政治对抗,不希望继续看到反对派与政府再陷入对立泥淖。而市民亦时意识到,当前香港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政治癥结都源于三年前的“佔中”。诸如年轻人思想日益极端化、“港独”暴力不断出现、不同阵营的市民对立严重、香港议会空转虚耗资源、管治难推动以致竞争力不断下滑,如此等等。因此,市民极其希望以此次特首选举为契机,改变过去的政治对立老路,以新的思维、新的方式、新的行动去切实推动香港的健康发展。(参见《“和解”关键要聚焦发展去除“泛政治化”》一文分析)

  当然,“和解”对于反对派来说有着不同的政治算计,最重要一点也是“特赦论”被否定后反对派的回应中所说的,要通过“和解”去实现重启政改的目的。重启政改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更关乎反对派能否巩固自身政治生命的关键。一如有评论分析的,如果政府不再提,那么,未来两场地区议会选举,反对派也很难有“弹药”,而“泛民”也无法凝聚到必要的政治能量。而反对派同样意识到,他们是无法强迫特首或特区政府主动重启政改,因此需要一个看似更合适的“互动平台”去达到目的。而提出“特赦论”,可以有利未来特首前期的管治,亦能达到或有利在社会上形成重启政改的政治共识。因此,醉翁之意不在酒,反对派真正的意图是在政改。

  发展离不开立法会配合

  不论其“和解”的真正意图为何,对于香港社会来说,只要能达到“和解”,就意味着像“佔中”这样的极端事件可以避免,也是一件好事。反对派如果真的有意推动政治上“和解”,就应当聚焦与经济社会民生的发展,切实改变香港不断退步的发展状况。

  而眼下的大湾区发展,对香港至关重要,需要立法会的高度配合。大湾区建设是中央关心支持香港并“量身定造”的一个国家级战略发展规划,对香港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作用。不仅可加快香港经济社会调整和转型、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更对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具有关键作用。但在落实这一宏大规划时,一些问题亟需克服。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三个相互竞争的关税区,又有三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城市之间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同城化等方面同样面临协调难题;区域内整体创新合作程度仍然较低,创新资源很难完全实现共享,东西岸交通连接依然薄弱,跨界设施衔接不够通畅,等等。

  以上这些都是需要通过湾区11个城市不断协调磨合克服,在“十三五”期间应当有更多更实质进展。然而,相对于技术层面的困难,对香港而言,更难的还在于如何改变香港的传统发展思维与被动参与的心态,更要有一个相对和谐的发展空间。

  “和解”不应只存在于口头上的意见表达,应当有具体的实际行动。关乎社会发展的最迫切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一地两检”,反对派若真有意和解,就应当支持这一利港利民的方案,这才是市民所希望看到的真正“和解”。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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