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纪昌:国民教育一定要教

  图:梁纪昌表示,身为教育工作者,要有使命教育学生认识民族、歷史和国家  /大公报记者唐晓明摄

  “国民教育一定要教!”鲜鱼行学校前校长梁纪昌斩钉截铁说。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青少年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仍未如人意。回想2012年,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不但被搁置,反对团体更把它说成“洗脑科”,在那一年极度低气压下,梁纪昌却仍在鲜鱼行学校积极推动国民教育,他直言当时有些人反国教走向极端,但坚信老师有责任让下一代认识自己的国家。

  梁纪昌接受《大公报》独家专访。2003年他由教育署官员转任鲜鱼行学校校长,做到2015年退休,在任12年间,想方设法教育学生认识自己的民族、歷史和国家,“当时(2012年)舆论对国教产生强烈反应,缘于有一本通识教材的用词偏颇,我们便不用这个教材,并自行编写。为了释除反对团体说是‘洗脑科’的疑虑,我们开放课室,邀请家长、校长、教育专业团体及教育学院导师前来观课,我们也曾邀请教协来,只是他们没有出席。”他补充,鲜鱼行学校的国民教育课程实践至今。梁纪昌退休后,去年加入民间团体“励进教育中心”,参与推动歷史和国民教育。

  惋惜国教科被“废”

  “身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有使命,教育学生认识我们的民族、歷史和国家。”梁纪昌对当时国教科被“废”深感可惜。他认为,老师教育下一代认识自己的民族、国家和歷史,犹如父母教育子女认识家族及亲朋戚友一般,“我们要告诉小朋友,我们为何住在这里,父母的奋斗过程怎样,而不是让子女‘饭来张口’,只满足子女的生活需要,连父母如何挣钱也不晓得。”

  当时有一小撮人把国教当作洪水猛兽,梁纪昌直言,根源在于某些人对“一国两制”无信心,“如果你信任‘一国两制’,便会明白内地不会干预香港发展,包括教育。香港教科书百花齐放,而且校本主导,校长和老师都不受操控,并没什么好担心。”他强调,如果因担心一个教材出问题就“斩缆”,不让学生认识自己国家,只是“斩脚趾避沙虫”。

  梁纪昌认为,负责教育的部门,应充分利用家长的角色推动政策发展,避免让他们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影响政策推动成效。他举例,如果当局和学校及家教会多做沟通,具体解释推动国民教育是有需要,可让子女认识国家、民族,让各持份者明白国教并非“洗脑”教育,是一个人成长最基本的需要,有助学生发挥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的优势,解释清楚后,家长可成为助力,在推行上必事半功倍。

  大学学额未配合

  谈及回归20年的教育发展,梁纪昌直言有关当局缺乏务实的教育策略,教改只将焦点放在中小学教育。当局大力推动普及教育,把九年免费教育增至12年,学生在中小学学费全免。“原初教改是不想学生过分催谷成绩,但大学的入学人数仍维持约18%,会考和高考合併,公开试学生增多,大学学额没有相应配合,令中学迫于“求分数”,大家斗抢位,从幼稚园争到上大学,增加学生及老师的考试压力。

  “当时教改只牵动中小学,没有处理幼稚园和大学,到最近才开始处理幼稚园,大学一年级资助学额数仍保持约14500个,佔中学生18%。收生额不足,过往很多年中学会考生八万人,入大学只有14500学额,最近才加到15500学额,仍然只有约18%,现在因学生减少,或许升到20%,但大学学位依然紧张,令学校被迫催谷成绩,要保持良好的升学率以维持校誉。”

  梁纪昌说,新加坡是香港竞争对手之一,当地是依国家需要分配大学学额,比例约为35%,韩国的大学生比例则为70%,香港的学额明显偏小。他认为,这有碍香港人才培养及教育发展,建议全盘审视教育政策,大学学额重新规划,才能有效实行“拆墙松绑”。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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