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城市化路径

  图:粤港澳大湾区生机勃勃,是亚太地区经济最具活力、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图为深圳一景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07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传统的“三驾马车”后劲不足,致使经济增速进入“6时代”。为了缓解金融危机的溢出效应,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双发力,才使得宏观经济不至于断崖式下跌,但期间也积累了严峻的债务问题,导致金融系统性风险上升,掣肘改革步伐。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仍然要靠经济增长。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邵 宇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面对西方国家战略性收缩,中国经济的“新三驾马车”是什么?答案是:以深度城市化代替传统城市化,作为新的投资引擎;以大消费和消费升级替换消费不足,形成消费、投资的良性循环;以人民币国际化替换一般贸易出口,如对外输出工程、服务、商品、资本和货币。实际上,“新三驾马车”仍然对应的是投资、需求和出口,但均是升级版。本文主要阐述深度城市化的逻辑。为此,我们先来看看过去的城市化路径。

  传统城市化之路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按常住人口计算,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57.35%。虽然与发达国家的70%还有一定差距,但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一方面,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国真正的城镇化率仍在40%左右;另一方面,过去的城镇化之路仍是一种粗放的形式,城市越来越大,产值越来越高的同时,累积的矛盾也越来越多,使得这种粗放的模式难以为继,空间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

  最显著的一点,人的城市化相对落后,15%左右的城镇常住人口难以分享城市化的福利,基本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除此之外,还有城市治理等各方面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公共资源短缺以及配置效率低下等。所以,传统的城镇化之路是不可持续的,为此就需要转型升级,走一条精细化的深度城镇化之路,这就是新区与城市群战略。

  三湾联动前景无限

  (一)粤港澳大湾区

  以2017年3月5日粤港澳大湾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为标誌,粤港澳合作进入世界级湾区经济共建时代。7月1日上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其目的在于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大湾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惠州、中山、佛山、肇庆和江门共九个内地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和四个核心城市”的跨区域、跨制度的战略格局。从经济规模上来讲,1.36万亿美元的体量已经超过美国三藩市湾区、仅次于东京湾区和纽约湾区,位居世界第三,但从人口和面积角度来说都是世界首位的,集装箱吞吐量和机场旅客吞吐量也是世界第一。同时,它又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还是中国创新能力最突出的区域,所有这些优势都为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使“一带一路”战略助力。

  (二)环杭州湾大湾区

  继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提出以后,浙江与上海加快合作步伐,积极推进环杭州湾大湾区建设。7月12日下午,浙江党政代表团来上海考察,当晚两省市举行了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各自表达了对加强长三角经济圈和环杭州湾大湾区建设的美好愿景。实际上,环杭州湾大湾区的概念早在2003年就已经提出,但主要局限于浙江省单方面规划。十几年来,虽然有显著成果,但优势尚未充分发挥。为此,更需要发挥上海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辐射效应,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环杭州湾地处沿海开放带、长江经济带、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与“一带一路”等多重国家战略的交汇点。无论是经济区建设,还是城市群建设,优势互补、错位竞合才能协调发展。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杭州湾大湾区在人口密度,经济效益等方面处于劣势,为此更要积极融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区,形成以上海为龙头,以杭州为中心,充分发挥宁波舟山港和洋山深水港的优势,使其成为江海联运的枢纽点,提升核心竞争力。这就需要对各城市功能进行明确的划分,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三)环渤海湾大湾区

  环渤海大湾区实际上就是津京冀一体化的升级版,辐射面涵盖京津冀城镇群、山东半岛城镇群和辽中南城镇群,它大大拓展了“首都经济圈”的辐射范围。自上世纪80年代“首都圈”概念提出以来,京津冀在产业、交通、生活等各方面加快了相互融合的步伐。为了推动津京冀协同发展,该战略在2014年2月就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区域融合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根据“十三五”的规划,京津冀将进一步在税收、海关、公共服务、交通、环保和产业一体化方面加强合作对话。环渤海湾的中心地带在河北唐山市辖区的曹妃甸,它是连接东北亚的桥头堡,是唐山市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物流中心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河北省国家级沿海战略的核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核心区。

  深度城市化打造新增长点

  沿海地区依託自然港的天然优势,是建设城市群发挥集聚优势的首选之地。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城市群也大都聚集在沿海地区,如东京城市群、三藩市城市群和纽约城市群等。那么内陆地区该以什么模式发挥区位优势?

  雄安新区就是答案,它是继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第三种模式,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可以突破当地城镇发展的局限,另一方面可以承担北京的某些非首都职能,缓解北京的压力。雄安将树立一种新区建设的一个示范区,未来在三大城市群周边还会有“雄安2.0”,“雄安3.0”的出现。

  如果说城市群建设是面,那么新区建设就是点,这种由点到面建立城市群,由面及点建设新区的模式将是推动深度城市化主基调。城市有史以来都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中世纪时欧洲发展史中仅有的政治混乱与经济发展并存的歷史时期,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并为北海国家和不列颠群岛的工业革命奠定知识基础,城市的发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过去的四十年,准确来说是从1990年代以来,城市在中国融入世界,甚至是引领世界的潮流中充当着排头兵的角色。未来,核心城市仍然将要扮演桥头堡的角色,只是不仅仅是城市自身的发展。可以说,过去的城镇化是农村补贴城镇,农民补贴城市居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农村愈加贫困,城市愈加繁荣,上海等一线城市也已经跻身世界一线城市行列,但是农村与西方的农村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城市群可以说是城市化的外延,毕竟行政区划只是人为建构的一种制度。当旧制度难以适应新的战略规划,就有必要改革。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在外部冲击下被动地进行转型升级,靠人口红利和进出口红利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一去不復返了,特朗普上台后採取的战略性收缩政策加大了国家间协作的难度。为此,中国一方面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打通国家间的合作通道,另一方面同时也注重国内不同区域间的协调合作,如此双管齐下,才能真正将“再全球化”和深度城市化打造为新周期的驱动力。

  新型的深度城市化,将是一个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和市民公民化的过程,隐含着民智开发、思想解放,追求幸福和民主共识,他们将更为积极地参与到社区、社会、城市和国家的建设和改良过程中去。这必将全面重塑中国的增长、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和政治。深度城市化将是重塑中国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它必然会提高城市集聚效益,带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量级的增加,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投资+消费),而这正是保障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个过程既是转型也是改革,是在增长中实现大转型。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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