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在香港的日子\张茅

  图:杨刚是第一位参加美国总统记者招待会的中国女记者\网络图片

  杨刚,上世纪三十年代冒起的著名女记者。《大公报》当时出了两位红极一时的记者,范长江出类拔萃,杨刚才气横溢,她既是编辑、记者、作家,又活跃于国际外交场合,为抗日战争而争取国际友人支援,她是第一位参加美国总统记者招待会的中国女记者,并被介绍给总统杜鲁门认识,是一位出色的成就超凡的女性。

  杨刚一九三九年正式进入《大公报》,随即派到香港版主编《文艺》版及《学生界》副刊。她在香港期间,活跃于文艺界,当时大批著名作家如茅盾等南下,开展抗日文学阵线,杨刚大力支持,在《文艺》版经常刊登作家的抗日作品,同时加入文艺团体,获选为理事,热心推动文学公众活动。

  我翻看这一时期的文艺活动信息,断断续续找到有关杨刚的动态。“一九三九年三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留港会员通讯处成立,它不称分会而叫通讯处,是因为避免当地政府的立案,这个团体会员有一百多人……经调整委员会,推定杨刚、叶灵凤、戴望舒、袁水拍……为委员,负责重新登记会员及改组为正式分会等任务。”(见一九四○年二月陆丹林的《香港文艺界》一文)中国文化协进会正式成立,杨刚任理事。

  一九四○年香港文化协进会开第一次理事会分配各部工作,分总务部、组织部、宣传部、研究部。“宣传部─施蛰存、戴望舒。附设编辑委员,推出叶灵凤、陈畸、杨刚、戴望舒、马耳五人担负国际宣传工作。研究部─乔木(乔冠华)、杨刚。……附设文艺指导组,杨刚负责。”(见一九四○年四月三十日香港《大公报》文协会务报告)

  乔冠华与杨刚负责的研究部,加强与香港青年联繫,是年六月举办文艺讲习会,广告刊出讲座名目:“本港文艺青年的写作问题,乔木;新写实主义,杨刚;抗战诗歌,袁水拍;抗战文艺运动,林琮;抗战中的戏剧运动……”共十五项(见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香港《文艺阵地》)。

  《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中有关杨刚在香港任《文艺》版的工作活动,提到她要让《文艺》“披上战袍,穿上甲冑”,为抗战宣传服务。一九三九年十月,她在文艺界发起“民族文艺”讨论。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用一星期时间举办“新式风花雪月”讨论笔会,她发表“反对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引发讨论,反应强烈,持续三个月,约十家报纸参与,发表论文九十多篇。她罕有地刊出沙汀文学报告《贺龙将军》;庄栋的《记延安文协代表大会》;丁玲的散文《我是怎样来陕北的》。经她刊出的延安文学作品及评论七十多篇。她以文协研究部名义,举办文学讲座班,开座谈会,探讨抗战文学。

  杨刚毕业于北京的燕京大学英文系,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美国著名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邀请她作助手,翻译及撰写小说,替斯诺编諿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活的中国》等。她翻译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著名小说《傲慢与偏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杨刚的作品有:《杨刚文集》、《东南行》(通讯集)、《美国札记》(通讯集)、《沸腾的梦》(散文集)、《公孙鞅》(歷史小说)、《桓秀外传》(中篇小说)、《伟大》(长篇小说一九三九年《大公报》连载);短篇小说:《殉》、《爱香》、《母难》及英文撰写短篇小说《日记拾遗》等。她的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充满家国激情。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她与茅盾、邹韬奋等文化界人士由周恩来安排营救离港,一九四二年六月抵桂林《大公报》,继续编《文艺》版。

  杨刚的记者工作,大约由一九四二年七月开始,她以《大公报》特派记者身份,与澳洲记者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到东南前线战地採访,作为战地记者,她从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发出新闻通讯十数篇,反映国民在日寇铁蹄下悲惨状况,大众强烈抗日的要求,中国必胜理念,前方将士英勇拼命杀敌的精神。这一系列的报道,载于《大公报》重庆及桂林版,在读者中激发起抗日决心。

  一九四三年,《大公报》任命杨刚为外交记者,兼《文艺》版主编。她的主要精力放在外交记者工作,她的才华引起周恩来关注,由此,在周的影响下,以《大公报》记者身份,与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和美国记者来往,从事国际关系工作,她一口流利英语,谈笑风生,外国人士喜与她交往,她的表现受到周恩来赏识。一九四五年六月,她担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此后,以特派记者身份出席美国总统杜鲁门记者招待会,她以第一位中国女记者出席此一场合并被介绍给杜鲁门。她的报道亦比较透彻分析美国对华政策趋向,使她成为名记者,“美国通讯”也成为《大公报》驰名专栏。

  一九四八年九月由美国回香港,不久转上海报社。

  一九五○年杨刚获任外交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后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一九五四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同年四月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杨刚能力超卓,对工作充满热忱,她走到什么地方,做什么职业,在什么工作位置,都是发光发热,使人佩服。她独立、进步、有理想、有个性,她给我的印象是三、四十年代崛起的现代女性新形象。身处国难当头,将个人与国家民族命运连在一起,是位令人敬佩的女报人。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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