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国旗/张 茅

  图:画家黄永玉一九九五年重返香港时,在中环行人天桥上写生  作者提供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宣告成立,仍在英国人管治下的香港,街头出现了五星红旗。

  一位左翼电影公司的摄影师拍下市面当时的情景:有人在店前、门前、楼上窗口、天台悬挂五星红旗;有市民把国旗插在单车上在马路穿梭;一辆公共巴士车身挂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红标语;社团会所张灯结綵;学校、书店、国货公司挂旗,市面出现一条大标语“大家加油,人民的新中国繁荣又富强”。

  这一天出版的《大公报》,印製了纸质的国旗,每份报纸附上一面,随报送给读者。

  在无数国旗中,画家黄永玉的一面国旗使我印象深刻,半世纪过去,没法遗忘。

  画家黄永玉拿到当天的《大公报》,发现夹着一面五星红旗,眼前一亮,当即拿起摆放在厅中最当眼处,庆祝新中国成立第一个国庆。这之前他正参与留港画家举办的劳军画展义卖,所得收入,用于慰劳驻深圳的解放军部队,与李流丹合作一幅“劳军”木刻长卷参展,画中人物近百,受到观众赞赏。

  一九五三年二月,黄永玉结束香港生活,受聘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与太太梅溪及儿子黑蛮举家离港,居住北京,这次搬家自然是收拾许多东西,带走的,弃置的,除了他,没有人留意这面国旗。

  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与报社同事有联繫,知道他心境愉快,教学之馀,也在《人民日报》及《美术》杂誌发表新作。“文革”爆发,他的一幅《猫头鹰》受牵连,画中的猫头鹰眼睛,一隻张开,一隻合着,如广东话说的“隻眼开隻眼闭”,被指讽刺社会主义,捲入漩涡,戴上“右派”帽子。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黄永玉有机会走出国门,他选择欧洲文艺復兴的意大利,在佛罗伦斯山腰一处买下了一家古堡,我收到他的贺年卡,上面印有他画的古堡,附有文字说在山腰种了几种果树,每年不同季节收成,他经常街头写生,画了不少意大利风情画。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和生活情况,香港朋友津津乐道。

  他在佛罗伦斯待过不短日子,怀念他熟悉的香港,九十年代由意大利重返香港故地,住在中环半山旭龢道宽大住宅,我与他的好友摄影家及画家陈迹去探望,阔别三十多年,谈起旧事如新,谈起在《大公报》工作,最新的话题,他谈到自己收藏了一面国旗。

  此话先从这次探访我带去三样东西说起,因后来的话题由此而起。

  这三件东西包括:一张旧照片。一九五二年庆祝国庆,报社请黄永玉为五层楼高的綵牌画一幅巨画,是年,毕加索为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画了一幅“和平鸽”,作为大会会徽,黄永玉便选作綵牌主题画。佔用报社五楼半层作画室,铺在地面工作,陈迹协助,我这小辈在指定画面涂颜色,照片焦点黄永玉穿着内衣弯身作画。

  一幅木刻“猴子的王国”。这是他一九四九年劳军义卖的作品,由于我保存不善,边皮纸质轻微损坏。

  一幅他速写的自画像。他刚为中国邮政设计丹顶鹤一套新票,其中一枚是飞翔中的丹顶鹤。他一时高兴,把自己画作飞翔,难得一见的“飞行中的黄永玉。”

  梅溪亲自张罗下午茶点,黄永玉和我们则在客厅看这三件东西。看到这幅版画旧作时,他高兴了,指着版画上面的字句读着:“义卖劳军 1949 黄永玉。嘻!我签名的。”

  他随即站起来,向太太这边说话:“梅溪!麻烦你给我拿笔墨!”

  梅拿来笔和墨,黄永玉接过,说:“我们到这边去。”带我们到书房,把木刻画铺上枱,对我说:“老弟,不介意我写几个字。”我说求不得呢。他拿起笔在画右边的空白地方下笔,以漂亮楷书写了一段话,内容说,余数十年所作木刻,几被小宵毁了,幸有老弟将此画保存几十年,真有心人也。他说的小宵,指到他家捣乱的红卫兵。

  这只是一段插曲,真正话题在后面。梅溪过来叫喝茶点,大家坐下来喝茶的时候,画家张大眼睛说:“我有一件东西藏了几十年,不比你老弟差。一面五星旗,我由一九四九年藏到今天,是《大公报》随报纸送的,多少年啊,不比你差,是不是?我由香港搬家到北京,带着它,有些东西就是不要,都算了,这面旗我就是带着!”

  他平常说话似大孩子哈哈笑,这一阵可认真起来。

  “小宵说,黄永玉是右派分子,我黄永玉怎样?看看我这面国旗吧!”他说得痛快,收起一脸认真的神色,又来哈哈笑了,说到那些小宵,颇不以为然。

  我和陈迹动容起来,一面旗藏六十多年,真不简单!

  我在想,他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拿到这面国旗,摆放家里庆祝新中国诞生,许多人庆祝过后不再收藏,他往后在香港的四年一直收藏着,然后离开香港,回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原来他带着这面国旗回去的!

  然后十年“文革”,因猫头鹰惹祸,他画中的猫头鹰一双眼张开,一双眼闭着,猫头鹰原是这样睡的,却被指讽刺社会主义成为右派,画家在极端失意与十分严峻环境中,没有想过放弃,这面五星红旗认真存放在一个框框里,摆放在稳妥的地方,伴着国旗度过十年“文革”。只有在开放改革后旅居意大利及香港的几年中,离开这面红旗,没有随身出外的原因,他说藏在北京老家比到处走稳妥。

  半世纪来,画家由艰难岁月走到富裕的今天,在京城建起偌大的万荷堂,堂中珍贵的藏品还是建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香港《大公报》印製。

  时光冉荏,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香港《大公报》高层到北京万荷堂探望老画家,聊起当年在《大公报》的往事,如话家常,倍见亲切。老画家又谈起国旗往事,高兴地说:“到现在我还保存一九四九年《大公报》送给港九各界的一面国旗,我放在一个框子里。”

  一面国旗,一位画家,一片初心,令我常记于怀。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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