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是个好年份\方元

  图:电视剧《歷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于二○一四年在央视首播\资料图片

  老成持重的田志远那天很激动,一散会就匆匆走出“人民大会堂”。老田是邓小平的助手,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那天是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他约了前妻在北京著名的“老莫餐厅”为儿子田源送行。田源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当天要离开北京,去云南农村。不过,让老田激动的并非为儿子送行的事。

  田志远赶到餐厅,一坐下来就激动地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田源,你不用走了,留下来复习功课,准备考试—高校招生考试!”田源高兴地跳了起来……

  电视剧《歷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的这一幕,唤醒了我的记忆。倘若剧中这段故事有根有据,那么田源就是第一个得知高考消息的“春江鸭”。我比他晚了两个多月,直到十月二十一日才从公开报道中得知恢復了高考,五十天后—十二月十一日就匆匆进了考场。

  如果仅用“恢復”来形容一九七七年的高考,那就太轻描淡写了。那时候,高考因“文革”已停了十年。在那十年,入大学无需考试,而是先去工厂、农村或军队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经过两年以上的思想改造和体力劳动,再由党组织推荐入学,成为“工农兵学员”。这个机制是“文革”製造的一头怪兽。当它被一拳打翻在地时,整个中国和世界都被震动了。

  关于恢復高考的一些内幕和史料,我也是看了电视剧才知道。一九七七年八月初召开“科学和教育座谈会”时,邓小平恢復工作才半个多月。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两个“凡是”的阻力还很大,就是在那种形势下,邓小平力转乾坤,做出恢復高考的决定,把歷史拉回正道。其实,这部电视剧可以叫作“邓小平转折了歷史”。

  一九七七年,“歷史转折中的我”是一个工人。白天我在工厂上班,晚上与两个朋友一起去夜校。由于我只有初中文化的底子,因此需要恶补高中的数理化知识。那时候各个中学都开办了速成补习班,讲大课。有时,我们一晚上要跑两三个地方去听课。九、十点钟回家后,自己再用夜晚的时间温习当天学的知识。床的周围贴满了数学和物理的公理、公式以及化学元素周期表,睡前背一遍,睡两三个小时,天一亮又忙着去工厂上班。

  有一天,我在机床前操作时,站着睡着了。幸好我的师傅发现得早,一把将我从高速传动的机床前拉下来。倘若不是他眼明手快,我很可能和那个工件一起成了残废品。

  我的师傅是同行中最好的技术能手,十几年没出过一件废品,没出过一次事故。平时他对学徒管得非常严,如果有人不认真工作,那一定会被他狠狠地骂。但这次他什么都没讲,只让我坐到一边去休息。

  师傅对我非常好。他是那种很传统、很朴实的工人阶级。过去有句老话说:“师徒如父子。”他对我的关心真的是那样。当知道我想报名上大学,他力劝我留在工厂。我也知道他想把自己的手艺传给我。不过,我还是报了高考,心里对师傅感到很内疚。

  我们工厂有几千号人,年轻人至少有五六百,但报名高考的才有几十个人。“文革”那些年,能在工厂工作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既属于社会地位高尚的工人阶级,又有国家的“铁饭碗”。大学毕业生也未必能被分配到大城市的大工厂工作。

  虽然“文革”结束了,但知识分子头上那顶“老九”的帽子尚未摘掉。在我的工厂有一位“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原是技术员,因为领导要调派他去外地工作,他不愿意去,结果被分配在厂里作清洁工,成为“上大学无用”的一个活例子。多年来,他在我印象中只有一个佝偻的背影,我从未见过他的正脸。

  那年我们厂只有两个人考上大学。离开工厂的那天,心里真有些不捨,我很感谢那些年受的“再教育”。它是我的“社会大学”,让我懂得了珍惜、尊重、纪律和责任。上大学后我每年都回工厂看望师傅。他原有两个学徒,我走了以后,另一个在第三年考上大学。此后直到退休,师傅再没有招收学徒。

  因为那是第一年恢復高考,所以在招生政策上有许多特殊措施,例如放宽工龄和年龄限制,同时向中学及社会招生;青年人可以自己直接报名参加考试,而不再需要工作单位党组织的审批等等。

  不过,一般的人未必知道政策的细节。事实上,报名高考仍需经过工作单位党组织的审批,而且还自设了一些条件,例如两年以上的工龄,个人及父母不能有“政治问题”等等。真有不少年轻人因这些条件而被卡下来。我算是幸运,虽然没上高中,但反而“塞翁失马”,因早去工厂几年而满足了对工龄的要求。

  由于公布高考的时间与考试日期很近,也不清楚要考什么,因此有些人想先看看形势,等下一年再报考。有些家长由于担心子女大学毕业后可能被分配到外地,离开家,离开大城市,因而也不鼓励子女报考。在许多人眼里,一个城市户口比一张大学文凭更有价值。那一年报考大学最踊跃、最大的群体就是像田源那样的上山下乡“知青”,因为那是他们返回城市、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

  有些故事在电视剧中是看不到的。例如,那年有一个怪现象:越是国家重点大学,越难在大城市招到高分的考生。这是因为国家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是面向全国分配工作,去偏远地区的机会比较高,而那时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还很大,因此大城市的考生通常会把本市的大学放在报考的第一志愿。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国家分配机制被取消之后,这个怪现象才消失。

  选专业在当时也是一个难题。在“文革”那十年,学什么专业是由国家分配指定,但这一次是让考生自己来选。因为高考停了十年,公开招生也停了十年,所以大部分人都不了解大学有什么专业,许多专业的名字从来没听说过,也不了解这些专业是什么职业以及毕业后的去向。

  那时的年轻人对专业、职业没有什么认识。任何工作都是一样的“革命岗位”。我还记得七十年代初上中学时,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跟前,问我:“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我想都未想,脱口而出:“服从国家分配!”这是当年的标准答词,学校就是这么教我们的。

  父亲长嘆了一口气。虽然他没讲任何话,但从这声长嘆中,我听到他在说:“你怎么没有理想?”我也在心里说:“我能自己选择将来做什么吗?”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个人的前途首先要服从国家的需要,而并非由自己做主。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重要资源都是由国家统筹分配,例如食物、住房、学校、工作等等。即便生小孩,也要先向工作单位申请一个“计划生育指标”。所以,当自己可以做主的那天突然跳到面前时,真让人抓瞎。

  在一九七七年的冬季,谁会想到春天来得那么早?那年的十二月,我穿着蓝棉袄,帆布包里放着一盒笔和一盒饭,走进考场,与全国五百七十万考生一起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

  今天,当我坐在桌旁,打开四十年前的记忆时,就像打开了一瓶陈年的红酒……等一下,让它先醒一醒。好的年份才能酿出好酒,一九七七年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好年份!

责任编辑: 大公网

热闻

  • 图片

大公出品

大公视觉

大公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