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债转股启动吸取经验守住底线

  图:由政府主导的债转股模式有利有弊,这一模式仍被银行和企业视为双赢模式

  当下中国经济步入增长转型关键时刻,“三去一步一降”成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如何引导实体经济槓桿率的合理下行至关重要。2016年3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上指出:不管市场发生怎样的波动,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而且也可以通过市场化债转股的方式来逐步降低企业的槓桿率。可见,债转股在引导中国实体经济槓桿率合理下行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首席研究员、副总经理 周昆平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开始下行,加上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处于破产倒闭边缘。1999年末,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高达39%,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呈高不良率态势、资本充足率低下、拨备严重不足,中国商业银行被外界称为技术破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通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形式,对一部分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由于负债过重而陷入困境的重点企业实行债转股,解决企业负债过高的问题。”1999年8月,原国家经贸委提出通过债转股来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具体方案、条件和范围,债转股正式启动。国家参照国际通行做法,相继成立了华融、信达、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

  一、上一轮债转股经验

  这一轮的债转股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所谓政府主导型,就是企业贷款由商业银行转移至第三方机构(一般为资产管理公司,由于不良资产剥离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因此,这类机构往往由政府主导并出资建立),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将明显提升,不再对转股后企业的资产变化承担风险。第三方机构则可以通过资产重组、改善企业经营等手段使不良资产价值有所提升,从而获得差价收益,或通过持有企业股权,获得股息收益。

  由政府主导模式有利有弊,从有利方面来说,这一模式仍被银行和企业视为双赢模式。对银行来说,不良资产出售给第三方机构后,资产质量好转,盈利因无需核销坏帐而回升。对企业来说,债券转股权,负债率下降,利息负担减轻,盈利情况好转。

  不利方面来看,可能存在操作的非市场化。第三方机构一般按原值收购银行不良资产,债转股企业一般要100%回购股权,第三方机构收购压力和企业回购压力较大,第三方机构很难实现股权退出。

  上一轮债转股取得的成效。一是成功防范了银行不良资产过高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避免了国有企业因负债沉重而大面积倒闭的局面,对保障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国有企业高负债、负净利的状况得到有效缓解。债转股企业资产负债率由73%下降到50%以下,80%的债转股企业当年实现扭亏为盈。三是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馀额大幅度降低。不良贷款率由1999年的39%下降到2004年的16%,不良贷款馀额由2.5027万亿元(人民币,下同)下降到1.5751万亿元。四是债转股推动了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债转股后,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剥离了非经营性和非主营性资产,实施国有企业改制和股权多元化,逐步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组织。

  上一轮债转股存在的问题。其一,股权退出比较困难。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欠发达,企业股权转让、股票上市等受到许多限制,另一方面,转股企业的国有企业属性,资产管理公司退出面临较大的障碍。部分债转股企业由于长期无法实现盈利或者上市,资产管理公司无法从中退出或者退出后面临较大损失。

  其二,债转股使得部分国有企业赖帐提供了温床。绝大多数债转股企业经营不善、歷史包袱沉重,实现经营情况根本性好转需要较长时间。有些债转股企业仍然因循守旧,缺乏转变经营方式、优化治理机制的动力,进而形成“经营、亏损、债转股、再经营、再亏损”的恶性循环。

  其三,风险仍然集中在政府。资产管理公司责权利分离,缺乏有效激励机制和自我约束能力。资产管理公司名义上是债转股企业的股东,但并没有行使股东的权利,对债转股企业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导致资产管理公司无法收回资金,进而无法偿还贷款或兑付债券。

  由于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金来源于中央财政,中央银行还发放了再贷款,财政部提供资本金100亿元、央行再贷款6041亿元、金融债8200亿元。可见,央行再贷款数额巨大,其最终结果是民众为这些不良资产买单。

  二、新一轮债转股方式

  今年11月10日,银监会发布2017年三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2017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法人口径,下同)不良贷款馀额1.67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346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4%。不良资产规模仍然比较大。本轮不良金融资产形成的主要原因既有宏观上的,也有微观方面的。

  从宏观来说,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加速去槓桿,导致消费持续下滑,进而影响中国外贸呈现“断崖式”下跌。而中国又是典型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另一方面,近来年政府开始加大投资力度,投资要有资金来源,必然导致宽松的货币环境。这也是近年银行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资产类业务大幅扩张的根本原因。

  从微观来看,行业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人工、融资成本增高,长期亏损生产最终倒闭;部分企业盲目上项目、扩产能;部分出口型中小企业国际需求下降;实体企业抽出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或民间借贷后难以收回;房地产销售形势恶化;受担保圈影响;部分贸易类企业受大宗物资价格巨幅下降影响亏损巨大,导致资金链断裂。

  上一轮是政策性,纯粹国家买单,由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去运作。这一轮债转股则突出强调市场化、法治化。因此,银行自主主导模式走到了台前,所谓银行主导模式就是法律法规上允许商业银行可以持有一定数量非金融企业的股权,企业贷款直接转换成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股权。这种模式下的债转股可以由银行自主选择债转股对象和规模,定价也由市场机制决定,市场化程度较高。但由于银行缺乏产业整合能力和实体企业经营能力,银行作为股东对企业提升价值作用有限,而且银行成为股东之后,可能迫于压力会继续给企业追加贷款,一旦企业经营不善,将导致损失。

  三、债转股需注意的问题

  债转股就是债权转股权的资产重组方式。债转股使企业的债务减少、註册资本增加,原债权人不再对企业拥有债权,而是企业的股东。当前,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五大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推进中。重启债转股有助于加快“去槓桿”进程,解决企业财务负担过重,降低银行不良资产、缓解核销压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但是,我们要注意避免重走上一轮的老路。

  一是筛选合适的债转股目标企业。要注意选择好债转股的对象,不宜在那些应该退出市场的企业中搞债转股。否则既不利于压缩过剩产能和结构调整,也难以实现债转股后企业经营状况的真正改善。债转股的目标企业若是由于过度槓桿、资金不足而导致亏损,但产品工艺及管理水平较先进,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债转股降低槓桿率,企业有望扭亏为盈。反之,如果对“殭尸企业”进行债转股,不但起不到降低债务脱困,反而可能进一步滋生新的不良资产,拖累商业银行。

  二是坚持市场化导向。债转股方案应经债权人、债务人各自的董事会、股东会批准;债转股后原债务人的法人治理架构应作出相应调整;如股东让渡了经营决策权就应该享有优先股的权益,要保证其能得到固定的股息分红及享有清偿顺序优先权。

  三是完善法律法规。强化规则设计,明确操作规范,防范债转股过程中存在的道德风险。要明确新一轮债转股的实施对象、参与机构的条件和标准。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被动持有的对工商企业的股权投资,在法律规定处分期限内的风险权重为400%,两年后上升为1250%。

  为了减轻大规模债转股给银行业造成较大的资本金补充压力,应该适当调整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监管指标的计算方法和考核要求。要完善优先股发行规则,允许通过协商并经法定程序把债权转换为优先股,依法、合理地确定优先股股东权益,降低银行债转股的风险。要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将逃债行为的企业列入失信企业名单,取消其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提高逃债企业今后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成本。

  四是拓宽债转股的股权退出渠道。对于发展潜力较好、法人治理结构较完善的目标企业,应允许银行适当延长持股时间,在外部环境较好时再择机将股份转让给其他投资者。对股权分散且管理层融资能力较强的目标企业,可採取管理层持股、收购的方式实现股权退出。对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较强的目标企业,可由企业支付收购对价,採取回购方式实现股权退出。对市场竞争力较强、发展前景较好的非上市企业,可推动企业规范化改制并公开上市,通过股票交易实现股权退出。

责任编辑: 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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